知青小說一向被認為是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產(chǎn)物，例如，在王源《知青小說審美風格的流動》一文中曾這樣總結(jié)道：“新時期現(xiàn)實主義文學回歸的標志，就是敢于面對現(xiàn)實，揭露控訴極‘左’路線給人們帶來的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和傷痕。

　　摘要：文章圍繞現(xiàn)實主義的徹底回歸這一主題，評孫立的長篇小說《遠方的落日》，探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知青文學現(xiàn)實主義精神受到局限的，小說表現(xiàn)了“文化大革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帶來的災難，塑造出了生的人物形象，并摒了個人情感，全面表現(xiàn)了當時的社會，從而實現(xiàn)了現(xiàn)實主義的徹底回歸。

　　關鍵詞：現(xiàn)實主義,徹底回歸,《遠方的落日》

　　伴隨新時期文學同步發(fā)展的知青小說，更是高舉著現(xiàn)實主義的大旗，從發(fā)軔開始，就以直面人生的勇氣，大膽揭露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中的丑惡、欺騙、陰暗與苦難，表現(xiàn)一代熱血青年被蒙騙、被愚弄的坎坷命運，充溢著對“極左”路線和當時政策的強烈否定和批判意識。”①“1979年以后的文學隨著四人幫的垮臺，隨著我們對整個制度的調(diào)整，特別是文藝政策的調(diào)整，有一個撥亂反正的過程，新時期的文學開始關注人的命運和人的存在，按照人的方式來寫人，它所堅守的是社會主義批判現(xiàn)實主義。”③在這種情緒和心態(tài)下，創(chuàng)作了一大批知青文學，塑造了一個個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從盧新華的《傷痕》、鄭義的《楓》、孔捷生的《在小河那邊》、陳建功的《萱草的眼淚》、甘鐵生的《聚會》、竹林的《生活的路》、葉辛的《蹉跎歲月》，到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孔捷生的《南方的岸》，梁曉聲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今夜有暴風雪》，曉劍、嚴亭亭的《世界》，陸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陽》、老鬼的《血色黃昏》、趙玄的《紅月亮》，一直到梁曉聲的《年輪》、葉辛的《孽債》、郭小東的《青年流放者》，再到鄧賢的《中國知青夢》、郭小東的《中國知青部落》，盡管從內(nèi)容到主旨，從手段到方式，都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但就其創(chuàng)作的主體精神而言，顯然是現(xiàn)實主義的，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如果我們冷靜仔細地分析就會發(fā)現(xiàn)，這種現(xiàn)實主義是有局限的，是在某種或濃或淡的情緒和心態(tài)支配下的有強烈主觀色彩的現(xiàn)實主義，在這種明顯偏向個人情感的視角下，那段知青生活或多或少是變形扭曲了的，是不完整的，是主觀選擇了的，因而不是徹底的、真正的現(xiàn)實主義。②從這個意義上說，孫立先生的長篇小說《遠方的落日》，恰好彌補了這樣的缺憾，在現(xiàn)實主義的真正回歸上，作出了獨到貢獻。

　　一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知青文學現(xiàn)實主義精神受到這樣的局限呢？這是因為作者常常不能自覺地和親身經(jīng)歷的生活保持冷靜客觀的距離，不能從更宏大的歷史坐標看待那些過去了的夢魘般的生活。在過于情緒化的心態(tài)下，對自己描繪的生活作了有意或者無意的取舍，其傾向性扭曲了客觀性，因而對生活的真相有了程度不一的偏頗、夸張、剝離、模糊。例如，在以《傷痕》為代表的“傷痕文學”時期，主要控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對一代知識青年造成的生理、心理上的巨大傷害，就如《傷痕》的標題一樣。其控訴、揭露、批判組成了這種文學的所有內(nèi)容，從總體上看，非常豐富；從實質(zhì)上看，卻異常單薄，所有內(nèi)容都圍繞一個指向：傷痕，上山下鄉(xiāng)給知識青年造成的生理尤其是心理的傷痕。這一運動給知識青年的全部經(jīng)歷、體驗、感受、思考，就在“傷痕”中被過濾了。在以《今夜有暴風雪》為代表的“青春無悔文學”時期，又轉(zhuǎn)向另一個方向，把所有的苦難，用文學的手段，包裝成無悔的青春。用理想主義、烏托邦思想的外衣，神化災難的過去，以此自我麻醉，并期待麻醉后人。這樣的創(chuàng)作心理和感情導向，又用偽飾的理想和虛假的激情掩蓋了真正的生活和生活中的苦難。在以《中國知青部落》（郭小東）《中國知青夢》《孽債》為代表的“反思文學”階段，雖然“知青作家已站在人類歷史的高度，以理性的眼光來審視昔日的經(jīng)歷”，但預設道德判斷，又使現(xiàn)實主義蒙上了虛幻的自我譴責的理想主義的色彩。其中的批判、追悔、自我救贖，讓讀者感到作者是否足夠真誠，是否足夠真實，致使現(xiàn)實主義的力量遭到削弱。

　　能夠用客觀理性的態(tài)度描寫知青生活，就成了登上徹底的真正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坦途的階梯，而在這一點上，孫立先生站得非常踏實。

　　這是因為，經(jīng)過三十多年的沉淀與思考，《遠方的落日》已經(jīng)從最初的強烈的感性認識上升為冷靜的理性認識，能夠用客觀理性的態(tài)度勇敢面對當時的生活，當時的真正的、真實的世界，當時的“我”，當時“我”看見的那些人。對于生活，詩歌需要敏銳而及時的感受、濃縮、創(chuàng)造、宣泄，但小說則不然，小說需要一段距離深入觀察，需要一點時間深入思考，需要一點反思探究真相和奧秘。特別的是，對于“上山下鄉(xiāng)”這樣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人類悲劇生活，更需要作者有足夠的時間和足夠的智慧反芻和體味，在濃縮原有的感性生活后之后用理性的刀刃一一剖析，從而看到五彩斑斕的生活現(xiàn)象后面更真實、更徹底的真相。孫立先生在人生的中年時期，在二十一世紀的初年，回頭描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近十年的知青生活，顯然具備了客觀理性的條件。就此而言，《遠方的落日》，在這方面的準備是極為充分的、厚實的。

　　二

　　“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作為“文革”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從總體上看，“對于整個國家和人民來說，知青運動是一場災難”。“從人類文明的角度來評價知青運動。它就不僅僅是一場浩劫，它是對人類文明的一種褻瀆，因為它割裂了傳統(tǒng)，中斷了文明，完全違背了人性，是一種反人性，反人道主義，反人權，反人類進程的一個運動”。③對這些親歷者而言，是從一個狂熱的烏托邦到另一個冷酷的烏托邦，這個過程中，從靈魂到肉體，從情感到思想，從意志到品格，無一不是歷經(jīng)曲折、歷經(jīng)磨難、歷經(jīng)煉獄般的鍛煉。這種經(jīng)歷，無疑使這些親歷者在創(chuàng)作時帶有濃烈的情感色彩，“雖然知青作家們的思想不同，風格各異，但是我們卻能從那飽含感情的字里行間看到那充滿了悲壯、苦痛、憤懣、憂郁、哀怨、孤獨而又不放棄執(zhí)著與忠誠的復雜的情感內(nèi)涵，大部分作品呈現(xiàn)出了一種凝重深沉、慷慨悲憫、感傷雋永、蒼涼雄曠的美學風格”。“作為對十年“文革”歷史的反映及其延續(xù)性影響的揭示，三十年的知青文學是耽誤一代的冤怨，是失落一代的憤怒，是驕傲一代的悲歌，是覺醒一代心聲。知青們帶著理性的批判，深刻地反思這段歷史，用飽含感情的筆觸，用近于自傳的手法，給我們描繪了一代人的精神畫卷，展現(xiàn)了一代人心靈的歷史。于是，知青文學就是一把開啟“文革”歷史的鑰匙，是對文革控訴的狀紙，是民眾苦難的血書，是一代人精神永不萎縮的印痕，是良知、尊嚴永不泯滅的明證”④。但是，正因為如此，在過于濃重的情感渲染下，對知青生活的真實、全面、深刻地反映，也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損失。孫立先生用時間的邈遠，用思考的深邃，用回顧的冷靜，避免一切情緒化的、片面的敘述、描寫和抒情。正是因為用這樣的態(tài)度審視自己的知青生活，描繪已經(jīng)過去了的往昔歲月，造就了《遠方的落日》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新境界，使得他描繪的“文化大革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宏大背景更全面、更真實、更典型，也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更真切、更活潑、更多樣、更親切。

　　“文化大革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對于這些親歷者來說，是一個難以簡單言說和評價的歷史過程。其間摻雜著無數(shù)個人化的經(jīng)歷和感受，呈現(xiàn)著斑駁迷離、五光十色、悲欣交織的心路歷程，因而在文學表現(xiàn)上就各具特色。孫立先生對這些宏大背景的描述和判斷非�？陀^和理智，理性的色彩籠罩了整部小說。在他看來，“回顧過去，重要的并不是一味地批判、討伐，也不是僅僅追究少數(shù)人的責任，更多的是要了解國家與個人的發(fā)展軌跡，探討出如何避免人類社會因為失誤而導致災難的根源”。⑤所以，在對那個時代的背景描述中，我們很難看到一般知青文學中常有的各種“從狂熱—失落—執(zhí)著，到悲憤—驕傲—愧疚，再到懷念—回歸—沖突”的情感歷程⑥，相反，我們看到的是主人公林強與他年齡不相稱的理智和無奈。他并沒有將這一切的不幸歸之于某個具體的人，具體的團體，具體的政策，而是再現(xiàn)當時所有人的普遍的精神狀態(tài)：盲從、算計、麻木、恐懼。孫立筆下的人物，不是先知先覺，也不是后知后覺，而是一群生活在那時的中國人，活生生的、被時代裹挾了的、無法自救也無法被救的人們，“他們的命運，掌握在無所不在而又無法確知的某個抽象的人物手里，無法選擇，更無法逃避。既隨波逐流，又拼命掙扎，就像被困在一張巨網(wǎng)里的魚群”⑦。即使在幾十年后寫作的時候，作者也在壓抑著自己的情緒，用理智客觀的筆觸，寫下當時人們真實的精神狀態(tài)，而沒有像其他知青作家那樣被情緒左右。這樣做的好處是，避免了簡單的判斷和過于主觀化的、后知后覺式的覺悟，讓讀者根據(jù)自己看到的藝術形象作出判斷，而不被作者的預先設定所限制和規(guī)范，以便對復雜的歷史現(xiàn)象作出更為理智、更為客觀的體驗和分析，甚至判斷。尊重了讀者，也尊重了歷史。當代人不評論當代史，這也許比較偏頗，但有可能避免了武斷和短視。作為文學作品，恐怕更需要真實呈現(xiàn)某個時代的風貌，讓后人自己去體驗和評判，這對于作者和后人都是有好處的。這是判斷《遠方的落日》的價值的重要坐標。在確定了這個坐標之后，就容易判斷這部小說在現(xiàn)實主義的道路上走得是否足夠徹底，足夠扎實。

　　三

　　小說的最終任務，或者說最終價值，在于塑造出生動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形象是否生動，是否動人，甚至是否典型，是否具有永恒的文學價值，主要取決于達到現(xiàn)實主義的何種深度，尤其取決于這些人物的真實程度的高低。這種真實，當然是指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的統(tǒng)一。孫立先生在這方面，恰恰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與大多數(shù)知青文學的作者一樣，《遠方的落日》也是一部自敘傳，是作者幾十年前插隊生活的回憶和提煉。“三十多年來，插隊生活一直在我的腦海中縈繞，有時我都有些存疑，我是不是太過于沉湎于過去而不能自拔了。然而，反觀自己的人生經(jīng)歷，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那段生活給人的印象太深刻了。十年里，我由懵懂無知到不解、疑惑、反思，經(jīng)歷著身體、情感、心靈思想的種種嬗變，也真正認識清楚中國社會最底層人們——農(nóng)民的生活，切實地感受到他們?yōu)榱松�存的需求所承受的艱辛與苦難。”（《遠方的落日——后記》孫立）自敘傳體的作品，在反映生活的真實性上有天然的優(yōu)勢，因而許多偉大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自敘傳的因素，長篇小說尤其如此。小說的主人公林強，無疑具有強烈的作者的影子，是作者的經(jīng)歷、思想、感情、性格等方面的濃重的映射。但是，文學作品的價值，不僅在于反映生活的真實，更在于反映藝術的真實，反映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矛盾統(tǒng)一。這個主人公，不僅是作者自身刻板的拷貝，更是作者借助自己的想象和類推，概括了當時無數(shù)個“林強”、“插隊落戶”的悲歡離合故事，創(chuàng)造出了“這一個”“林強”。他是一個性格復雜多變的人物形象，給我們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象。他單純，所以憑著一腔熱血下了鄉(xiāng)。他世故，所以他和每個人保持距離。他善良，所以他冒著風險資助逃亡的知青兄弟。他冷酷，所以他拒絕了深愛他的農(nóng)村姑娘春花。他大度，所以不計較別人對他的深深傷害。他狹隘，所以他無法原諒父親的冷漠和固執(zhí)。他幼稚，所以相信了生活的謊言，導致生命的曲折和青春的殘酷。他精明，所以抓住了命運賜給他的大大小小的機會，特別是抓住了高考這個天外飛來的千載難逢的機會。他聰明，所以他憑借初中的基礎考出了全縣文科狀元的好成績。他愚蠢，放棄了近在咫尺的人生真幸福——無數(shù)截然相對的性格因素水乳交融地融會于一身，讓讀者產(chǎn)生更加復雜的情愫，是欣賞，還是厭惡？是同情，還是憎恨？是理解，還是貶斥？是崇敬，還是鄙視？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讓讀者迷惘、矛盾、痛苦、猶豫、深思，甚至廢卷長嘆，讓讀者悚然而驚、中夜不眠、流連躊躇。作家的作品，往往有作家生活的影子，杰出的作品尤其如此。我想，敢于寫出如此復雜的人物內(nèi)心變化，作者的確是有直面自我的果敢和勇氣，這也是現(xiàn)實主義作品能夠聳立于所有其他文學流派之上的最主要的支撐。這又不僅僅是直面自我所能概括的，在這個生動的人物身上，其實也映射了那時許許多多知青的真實的面貌和精神。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塑造一個時代英雄，而在于呈現(xiàn)一個被時代大潮裹挾的青年的心靈成長史，所以，他就有足夠的膽識和勇氣寫出真實的自我體驗，并期望今人和后人從中感受那個時代的青年的歌哭悲喜，并由此得到生活的啟迪、藝術的享受和人生的哲理。這就是孫立先生的現(xiàn)實主義寫作所達到的新的高度，新的深度。在這里，作者并沒有像其他知青小說那樣，將這個人物簡單化、標簽化、類型化、時代化，而是寫出了在特殊年代里蘊含普遍意義的人物性格、氣質(zhì)、精神、稟賦，是這樣一個中國少年，中國青年，是這樣一個由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中國現(xiàn)實共同作用下孕育出來的“這一個”，因而，就不僅僅是那個時代的人物，不是轉(zhuǎn)瞬即逝的泡沫性的人物形象，而是具有永恒價值的人物，具有極大概括力的、寓言式的人物。這將引導人們研究這個人物的文化背景、行為模式、心理結(jié)構(gòu)和精神氣質(zhì)，進而研究民族性格特點和民族性格的缺陷，民族心理模式和思維模式，將思考引入更深入的層次，更幽微的層面。這就擴展了這部小說的內(nèi)容邊界，超越了小說本身的價值范疇，達到了形而上的境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孫立先生的《遠方的落日》才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不僅主要人物是如此，次要人物也是如此�！哆h方的落日》與其他知青小說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塑造了一個上世紀七十年代江南農(nóng)村的普通農(nóng)民、特殊農(nóng)民（包括知識青年、下放干部、農(nóng)村干部等）的群像。這些群像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現(xiàn)實，是中國在那一時期農(nóng)民生動的群生像。在這些人物形象身上，讀者可以看到中國七十年代江南農(nóng)民的真實生活、真實精神和真實氣質(zhì)。下放干部夏教授有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天下情懷，但也有忍讓卑怯的犬儒心態(tài)；有激勵后輩的天然美德，也有畏懼邪惡的懦弱性格。五保戶老幺既有刻苦耐勞、淳樸憨厚的美德，又有粗陋骯臟、自我封閉的個性怪癖。正當青春年華的梅英，有對愛情美好的想象和追求，但缺乏抗爭的勇氣，屈從于環(huán)境和家庭的壓力，犧牲了愛情，失去了幸福，變得平庸而邋遢。作為軍人母親的五嬸，也并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革命形象，相反，是一個敢于追求個人幸福的女性形象。她和地主錢長順的同居生活，無論是否存在愛情，都是合乎人性的正常生活。她為自己的兒子是否受此影響而擔憂，但絕不拿自己的幸福做交易。那個有些仙風道骨的山中老人，他出生國外，卻深諳中華文化。他享過浮華，卻返璞歸真。他子孫滿堂，卻離群索居。他閱盡世情，卻內(nèi)心澄明。他的出現(xiàn)，是整部小說的華彩余音，在眾多灰暗苦難的人物背景上，閃現(xiàn)一個神異的面容。他是誰？他從何而來？他為何能遠離是非恐怖？他因何而生？又因何而死？隱士？哲人？圣賢？這一人物形象，蘊含了太多的疑團，隱喻了無數(shù)意蘊，引發(fā)了眾多猜測，增添了無窮魅力。這樣一個人物，在整部作品的沉重壓抑的基調(diào)里插入了明快鮮艷的樂段，構(gòu)成了強烈的對比，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令人遐想，令人深思，令人跳出既有的世界，從另一個仿佛世外桃源的角度觀察悲慘灰暗的現(xiàn)實世界。我認為，作者描繪這樣一個人物，既是對生活的如實反映，又是對現(xiàn)實的深切批判，更是對未來的熱切期盼。當然，這個人物也為這部現(xiàn)實主義的小說增添了濃重的浪漫色彩。當然，這并非說這些人物都是黑白兩分、難辨善惡的，而是說作者依照生活的真實忠實地展示了人性的各個方面，又借助豐富的想象和概括提煉了人性的復雜和幽深，展示了一個個的“這一個”，形成了“這一群”。這些活色生香的人物，讓讀者看到了人性的方方面面。這就是七十年代的中國農(nóng)民，這就是真實的生存狀態(tài)下的中國農(nóng)民。這種極端狀態(tài)下的人性更真實、更殘酷、更復雜。這種對現(xiàn)實既廣闊又深刻的描繪，是這部作品現(xiàn)實主義追求達到的另一境界。

　　孫立先生回歸徹底的真正的現(xiàn)實主義的最重要的標志，是他對那個時代作了全面、深刻、透徹的表現(xiàn)。這種表現(xiàn)，既是作者對當時社會生活的精確再現(xiàn)，更是作者經(jīng)過多年痛苦的回憶、深沉的思索、漸漸的領悟所構(gòu)建的文學殿堂。

　　四

　　說到“文化大革命”，說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似乎就會有一些固定的、模式化的詞語躍上腦海，比如“狂熱、野蠻”，比如“痛苦、絕望”，比如“偽裝、兇狠”，等等。這些詞語能夠概括那個時代，那種運動，但又過于簡單，過于浮淺，過于主觀。歷史，就像浩瀚的大海，看到波濤洶涌，看到電閃雷鳴，看到檣傾楫摧，是大海，卻不是大海的全部。大海，還有平靜無波的深淵，還有潛流平緩的洋流，還有魚翔蝦游的堡礁，還有無數(shù)生動的細節(jié)，而生活有時就是由這些細節(jié)組成的。“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xiāng)”也是這樣，絕不是一些抽象的詞語能夠表現(xiàn)和概括的�！哆h方的落日》就是這樣一部作品，不僅寫到了人所共知的那一方面，更寫到了人所未知的另一方面。而這另一方面，也許才是真實的生活，才是浪花飛濺之下的真正潛流，是除去喧嘩之后赤裸裸的真實。這也就是所謂的徹底的現(xiàn)實主義的另一個維度。

　　第一，對“文革”何以發(fā)生，并能夠在中國肆虐十余年，這是每一個現(xiàn)代中國人必須嚴肅思考的大問題。作者對此并未作任何概念化和邏輯推演式的解說，也沒有用后知后覺的現(xiàn)時眼光做政治判決和意識形態(tài)的否定，而是用自己的筆，刻畫了當時的政治氣候、群眾心理、人物性格，從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層面探索答案。這樣的答案，你可以質(zhì)疑，卻不能否認。因為那一個個生動的形象，正以無可懷疑的姿態(tài)，向讀者展示“這一個”。這就比通常的控訴、悲憤、仇恨、憎惡、悔恨、懺悔、救贖要有力，要有深度，要有更尖銳的說服力。就不會把“文革”這樣的民族災難簡單地歸咎于特定的人物和特定的人群。人類歷史上的許多災難，表面上似乎是偶然因素引發(fā)的，似乎某個人物、某個事件觸發(fā)了災難，其實，如果距離更遠一些，視點更高一些，觀察更深一些，就會發(fā)現(xiàn)，這些災難不僅有偶然的因素，更有必然趨勢，是某種歷史發(fā)展的綜合力量促成了災難的爆發(f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乃至“文化大革命”運動，同樣如此。從這個角度出發(fā)，這就有利于我們從更廣泛、更深刻、更準確的角度理解那個時代，那個時代的人們。

　　作者用平視、嚴肅、客觀的眼光，細細刻畫了那個時代的人們的喜怒哀樂，表現(xiàn)了他們的思想、情感、心理、氣質(zhì)，并由此展現(xiàn)了他們的生活哲學和精神世界。作者挖掘了中國最廣大的人群的靈魂深處，解釋了許多難以言說的文化秘密和心理秘密，對理解中國、中國人、中國農(nóng)民、中國知識分子，理解何以發(fā)生“文化大革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有很大的助益。

　　第二，在這部作品中，作者以客觀冷靜的筆墨，把籠罩一切的恐懼、壓抑、迷茫重現(xiàn)在讀者眼前。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底色，文革的底色是什么？是恐懼、壓抑、迷茫。如果用色彩來表達，無疑就是深深淺淺的灰色。濃重時，近于黑色，淡褪時，近于白色。在這兩色之間，一片灰色。在這個時代生活的人，沒有一個不是生活在恐懼之中。這種恐懼無所不在，幾乎支配著人們的一切意識和潛意識，并因此而支配著人們的行動。這就使得這部小說有別于其他知青小說的基調(diào)，將掩蓋在狂熱、失落等心理表象下人們真實的、深層的心理底色挖掘了出來。在這種心理底色支配下，人們看似怪異的、不可理喻的行為就變得容易理解了。劉玉倩為什么和家庭一刀兩斷，為什么那樣傷害自己的父親，除了表面的革命激情之外，恐懼被時代拋棄、被社會孤立，也是更直接、更真實的原因。夏教授心如明鏡，但畏懼于現(xiàn)實殘酷，謹言慎行，用懦弱膽小的表象掩飾內(nèi)心的真實思想，以求擺脫困境。在那個年代，無論是哪個階層的人，即使是風云一時的人物，都籠罩在某種不可明言的恐懼中。如果說這種挖掘有什么可比的例子的話，那么我認為只有反映“二戰(zhàn)”時猶太民族遭遇的某些小說，或者前蘇聯(lián)那些反映斯大林時代的“紅色恐怖”的某些小說可以仿佛。這種挖掘也是這部作品徹底的現(xiàn)實主義的一個指標。第三，《遠方的落日》在表現(xiàn)生活上有很深的廣度和深度。許多知青小說的視角局限于知青本身，這和它們?nèi)〔挠诒鴪F、知青點有關，也和作者專注于自身的苦難有關。這部作品卻恰恰是多視角的，不僅寫了各色各樣的知識青年，還寫了江南農(nóng)村各色各樣的農(nóng)民，以及農(nóng)村干部、下放干部等涉及“插隊落戶”運動的各種人物。這些人物及由此展現(xiàn)的廣闊的社會生活，就向讀者呈現(xiàn)了復雜斑斕的七十年代江南農(nóng)村的全景圖，就為讀者理解那個年代的生活及生活在那里的人們提供了可能。

　　在《遠方的落日》中，出現(xiàn)了以往文學作品中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的農(nóng)民群像。無論是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山鄉(xiāng)巨變》，浩然的《金光大道》、《艷陽天》，還是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陳奐生上城》，寫的農(nóng)村人物都非文革時期的形象。文革中江南農(nóng)村的農(nóng)民們怎么生活，怎么思想，有什么悲喜，有什么甘苦，有什么迷惑，有什么期盼……在這里都可以看到、聽到、聞到、嘗到、感受到。這里有最純樸的農(nóng)民，比如長慶叔；有最奸巧的混混，如來保；有最美麗的姑娘，如梅英；有最熱情的姑娘，如春花；有最悲慘的女人，如隊長的瘋妻；最庸俗的女性，如金花——這是最底層的呼吸，最卑微的生命，最苦難的人群，卻也是最真實的情景，最細致的表現(xiàn)，最悲憫的理解，因而也是最頑強的生命，最純粹的情感，最樸素的人性。震撼人的心靈的，往往不是華麗、絢爛、光輝，而是樸拙、粗糲、真實。這一個個真實而又坦誠農(nóng)民的心靈，足以讓直面人生、正視苦難的現(xiàn)代讀者，掩卷沉思。

　　第四，在表現(xiàn)知識青年這一方面，作者也開拓了現(xiàn)實主義寫作的新的領域，達到了新的高度。作者再現(xiàn)了一群迥異于往常的知青形象。知青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仔細分別則千差萬別。除去地域、文化、出身等外在因素外，每一個知青都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而人們往往用一個名詞抽象了無數(shù)悲歡離合、生離死別、歷經(jīng)坎坷的人群，這是多么冷漠、多么殘酷、多么無知的事情�，F(xiàn)在，我們看到了《遠方的落日》，還可以從這本書里見到那些生活在書里、還在呼吸、還在活著的年輕生命。即使，有些生命早已逝去，但在這兒他們還活著。省城來的林強，這個早慧又愚蠢的孩子，他是怎樣被一腔熱情鼓動著來到鄉(xiāng)村，又是如何自以為計算準確卻又被人計算，不由自主地來到他完全陌生的溧陽農(nóng)村，他的掙扎，他的逃避，他的愚昧，他的聰明，他經(jīng)歷的一切又如何改變了他的人生和人生哲學。那個成熟理智的趙新華，是怎樣判斷形勢，是怎樣規(guī)避生活中的災難，但又怎樣不可避免地走向監(jiān)獄。還有那么多的女知識青年，她們美麗、單純、活潑、善良，又是什么使她們走向不同的道路，或者墮落如上海女人，或者悲劇如菊花，或平庸如曉梅，或無奈如劉玉倩。她們在時代的巨輪下用她們年輕的生命作為犧牲的祭品，讓我們的后人知道民族的進步耗費了多少年輕的生命，付出了多么慘痛的代價，從而理解那個時代，理解那個時代年輕的生命，理解我們這個民族歷經(jīng)曲折的跋涉之路。

　　現(xiàn)實主義要求作家反映現(xiàn)實，不僅僅反映作家自己愿意表現(xiàn)的那些現(xiàn)實，還要求作家更客觀、更理性、更全面地反映現(xiàn)實生活。有些作家因為高超的藝術水準，自然而然地做到了這一點，有些作家因為清醒的藝術追求竭力做到這一點，這才是真正的、徹底的現(xiàn)實主義�！哆h方的落日》在這一點上，是有其獨特貢獻的。而做到這一點，與作者的見識、氣度、胸襟有直接關系。

　　作為現(xiàn)代中國主要的文學思潮，現(xiàn)實主義在過去和現(xiàn)在都是文學的中流砥柱，不管是傳統(tǒng)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還是時髦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讀者對它們最核心的要求，還是準確、深刻、生動、形象地反映生活，反映生活的本質(zhì)和希望，反映生活最真實的那一面，馬爾克斯深刻判斷道：“真實永遠是文學的最佳模式。”他們不需要作者越俎代庖，用作者的棱鏡過濾、變形甚至幻化生活，而是需要作者把一個時代的氣息、圖景、任務及由此呈現(xiàn)的時代的精神面貌展現(xiàn)在作品中，讓自己在閱讀和品味中再現(xiàn)那個時代，從中得到藝術的享受，得到生活的啟迪，得到精神的提升。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遠方的落日》是現(xiàn)實主義徹底的真正的回歸。

　　注釋：

　�、偬m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JournalofLanzhouUniv.（SocialSciences）1999，27（2）：173-177Vol.27No.21999P173-177.

　�、谙嚓P觀點的佐證材料參照注釋①.

　�、酃�小東.知青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軇⒀惚�.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知青文學的情感特征.山東教育學院學報，2000.

　�、輰O立.遠方的落日·后記.

　�、迍⒀惚�.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知青文學的情感特征.山東教育學院學報，2000.

　�、唔踅ㄆ�.洞燭人性的復雜雕鏤人心的深刻.靖江日報，20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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