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七、十八世紀中國基督教常常與“中國禮儀之爭”相關聯(lián)，而“中國禮儀之爭”又一直與孔廟密切相關。在震驚中外的禮儀之爭洪流中，中國基督徒積極參與了這場辯論，并努力為中國傳統(tǒng)的敬孔祭祖禮儀的合法性積極辯護。本文將從中國基督徒的角度出發(fā)，展現(xiàn)其在禮儀之爭中的活動情況。

　　[關鍵詞]中國文化研究雜志,孔廟,禮儀,中國基督徒,辯護

　　一、 “中國禮儀之爭”簡述

　　“中國禮儀之爭”特指十七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中葉，在中國傳教士之間以及與羅馬教廷之間展開的有關中國傳統(tǒng)敬孔祭祖禮儀性質(zhì)的討論。它源于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的“適應政策”(即適應中國傳統(tǒng)儒家文化的傳教政策)，白熱化于1704年教宗對中國禮儀的譴責(禁令《至善的天主》，此項禁令在1715年和1742年分別再次確定)。一般而言，對于中國禮儀之爭引發(fā)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對敬孔祭祖的爭論和對天主(god)譯名的爭論。(1)爭論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爭論的第一點是有關士大夫和儒家學者在孔廟里祭祀孔子的儀式和深植于中國傳統(tǒng)社會各個階層的祭奠祖先的儀式(在尸體、墳墓或牌位前口頭、燒香、獻祭等)。這里存在的問題是：參加孔廟中的“敬孔”禮儀是否有罪?基督教徒是否絕對不能參加這種祭祖敬孔的活動?這種禮節(jié)中是否具有宗教意味?爭論的第二點是術(shù)語問題，主要是關于天主的譯名，核心問題是諸如來自中國經(jīng)典文獻中的“天”和“上帝”等術(shù)語是否能夠表達天主教中天主(god)的概念，亦或是這些詞語根本就沒有或是很少有神性(theistic)意義，從而必須重新尋找或創(chuàng)造新的神性術(shù)語(terms)。這類爭論常常被稱之為 “譯名之爭”;最后主要基于一些零碎問題的辯論。如牧師為婦女施行洗禮能都免去那些中國習慣上所認為不甚合適的禮節(jié)等。(2)當然，爭論的核心問題在于第一點和第二點。起初，爭論的范圍尚小，僅限于教派內(nèi)部。直至多明我會介入，禮儀之爭才正式升級，范圍亦日益擴大，從兩派不同意見轉(zhuǎn)變?yōu)榕蓜e間的妒忌，這種影響甚至擴展到國際方面，不但在遠東的傳教士都參與陣線，就連歐洲的教會也因此而產(chǎn)生激烈的辯論。在華耶穌會士大部分都擁護利瑪竇的策略，而多明我會士與方濟各會士則大多站在反對一面。多明我會反對耶穌會允許中國基督教徒尊孔敬祖的行為，并于1635年，聯(lián)合方濟各會把此問題稟告到馬尼拉主教處，后遞至羅馬主教。中間雖經(jīng)教皇調(diào)查和耶穌會士的辯解，矛盾有所緩和，但最終還是致使羅馬教廷兩度頒布“禁約”教諭(教皇克雷芒十一世Pope Clement XI， 1700年-1721年在位)于1704年11月20日發(fā)出第一條“禁約”，宣布禁止中國敬孔祭祖的傳統(tǒng)禮儀;公元1715年又頒布“自登基之日” (the Bull Exilladie)的通諭，重申必須絕對遵守1704年的禁令，否則將受逐出教會的處罰。所有傳教士必須宣誓服從。)，并派專使多羅來華執(zhí)行“禁約”。康熙皇帝認為尊孔是中國人固有的禮節(jié)，與基督教教義并不沖突，羅馬教廷不應“禁約”。為此康熙兩次召見多羅，并明確警示：“中國兩千年來奉行孔學之道，西洋人來中國者，自利瑪竇以后，常受皇帝保護，彼等也奉公守法。將來若是有人主張反對敬孔敬祖，西洋人就很難再留中國。”(3)然多羅固執(zhí)己見的做法激怒了康熙，他一面下令將多羅送到澳門拘禁，一面發(fā)布上諭：凡傳教士沒有領得朝廷準予傳教的印票，并且不服從中國禮儀的人，不準在中國傳教，一律遣返歐洲。(4)在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年間，對傳教活動的取締更加嚴厲。(5)至此，開啟了康雍乾百年禁教時期。

　　二、 “禮儀之爭”洪流中的中國基督徒

　　“中國禮儀之爭”的爆發(fā)，教宗對“中國禮儀”的禁止，使作為“中國人”，并希望得到“拯救”的中國基督徒發(fā)生了嚴重的身份認同危機。(6)對于儒生基督徒來說，他們同時具有兩重身份，即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下的儒生和基督徒。這些儒生信徒試圖通過特定文本的全賴表達他們的文化與宗教身份，這種詮釋的過程也是他們自我身份的重構(gòu)與再塑的過程。他們的詮釋特征主要表現(xiàn)在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尊重和熱愛。盡管他們皈依了基督教，但是，這并意味著他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徹底摒棄。他們始終與基督教的信仰之間存在著張力和掙扎。(7)

　　有一個實例鮮明的證實了中國基督徒在中國傳統(tǒng)禮儀遭到禁止的禮儀之爭爆發(fā)后的努力掙扎：1702年10月7日，星期六，中國耶穌會士劉蘊德(8)召集了一群來自南京及其周邊的基督徒們。至10月10日，有十九個天主教徒響應劉蘊德的邀請。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是在南京參加科舉考試，而其他的則是陪考的家人或是朋友。盡管他們按照中國的習俗彼此寒暄，但他們討論的卻是近年來中國天主教會發(fā)生的有關禮儀的事情，尤其是福建省，那里的主教閻■(Charles Maigrot，1652-1730)禁止拜孔子、供奉祖宗牌位，并禁止用“天”和“上帝”來指稱天主(God)。顯然，10月7日的會議是經(jīng)過精心策劃的，事先擬定一份文件，在經(jīng)過協(xié)商之后，他們共同簽署了這份文本，并作為寄給教宗的集體信。在信中，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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