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論文庫推薦論文中國現(xiàn)代自由主義文學思潮論析
摘要：自由主義思潮是一種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國現(xiàn)代文壇表反映為要求“文學自由”的理論呼聲與創(chuàng)作趨向。這股文學思潮發(fā)端于晚清，從五四劉建國前興衰起伏三十年，建國后喪失生存空間，其特殊境遇中有著復雜的內蘊。文學上的自由主義思潮塑造了作家的獨立人格，強化了作品人文精神和審美品格。然而它卻面臨著“功利主義和審美價值二律背反”的必然困境。
關鍵詞：自由主義,文學本體觀,審美特性,二律背反
自由主義思想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時期，而現(xiàn)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則是17世紀以后才出現(xiàn)的。人們通常以洛克作為第一個真正具備自由主義特征的思想家。歷史上這種極具平民性及廣泛性的思想，在歐洲17世紀的科學革命和18世紀啟蒙運動的催化下，從英國開始并迅速在歐美各地資本主義較發(fā)達的國家生根發(fā)芽，到”世紀達到全盛，直至20世紀才處于衰落狀態(tài)(20世紀以后又獲得新的發(fā)展)。自由主義所倡導的民主政治、公民(個人)權利以及對市場經濟、自由企業(yè)和產權保護的提倡，對個人和自立觀念的堅持等思想，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深刻影響了近代世界的歷史進程。“自由”已構成了現(xiàn)代性社會的根本價值。
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和運動可謂生不逢時，當它開始萌芽之際，正值歐美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處于衰落之時(正值社會逐漸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之時)。與自由主義在歐美民眾中的普遍接受不同，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想主要存在于思想文藝界的知識分子中間。它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是一部分從歐美留學歸來、深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如晚清時代的嚴復、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以及民國時期的胡適、周作人、朱光潛、林語堂、粱實秋、沈從文、徐志摩等人。以他們?yōu)楹诵�，形成了中國近現(xiàn)代獨具特色的時斷時續(xù)的自由主義政治文化思潮。筆者這里所要論及的現(xiàn)代文學中的自由主義思潮是指在近現(xiàn)代文學史上存在的，以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作家為主體，以維護文學的獨立品格和作家創(chuàng)作心靈的自由為立足點，專注于人性展示和審美創(chuàng)造的文學創(chuàng)作現(xiàn)象及相關的文學理論。它是白由主義精神在文學領域的折射和表現(xiàn)。
一
晚清以后，中國社會開始走上從古典向現(xiàn)代轉型的艱難歷程。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響，作為社會先進思想的創(chuàng)造者、傳播者的知識分子逐漸具有了獨立自由的自我角色意識。1903年，嚴復將英國思想家約翰·穆勒的《論自由》翻譯出版，首先發(fā)出“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的吶喊，開中國的自由主義風氣之先。繼之以維新派的康、梁，康有為要求國民“去國、去種、去產、去家”成為完全自由自主的個人，粱啟超肯定自由為人的生命和權利，倡言“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然而這群從異域取來自由主義火種的“普羅米修斯”，并沒有把他們對自由觀念的認識滲透到以西方近代文學為范型的文學改良運動中去。在當時民族面臨生存危機的時刻，文學因其具有左右人心之“不可思議之力”，被維新派等認為是新民救國的最好途徑。文學自身獨立的審美特性被漠視，而文學的社會功利性卻被夸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自由主義文學觀念的最早闡述者應是王國維。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學術獨立和文學自由的理想，并以自己的悲壯自沉昆明湖確立了真正的自由文人的地位和價值。王國維的美學觀和文藝觀深受叔本華之影響，其核心理論是純藝術非功利的寧靜直觀說。他認為，生活的本質就是“欲”，人們只能象鐘表之擺，往復于由“欲”所生的痛苦與厭倦之中。惟有超功利的美才能解脫生命存在的苦痛。從美自身的非功利性出發(fā)，他認為處于美術之巔的詩歌小說的任務，“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使吾濟馮生之徒，于此侄桔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欲之爭斗，而得其暫時之平和，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王國維甚至認為“文學者，游戲的事業(yè)也”，文學應表現(xiàn)人性，文學家應把創(chuàng)造美的文學作為惟一的目的，反對把文學當作道德和政治的手段。這就從根本上與“文以載道”、“寓教于樂”的傳統(tǒng)藝術觀劃清了界限。王國維的理論是針對當時的維新派和革命派的功利主義文學而言的，而其不懈的理想追求和超然脫俗的品格卻兆示了雜文學時代的結束，一個文學自覺時代的開始。
二
五四時期西方各種社會思潮紛紛涌入中國，自由主義為先進的知識分子廣泛接受，并產生深遠影響。陳獨秀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的第一聲吶喊就是自主意識。他在創(chuàng)刊號《敬告青年》中呼吁每個青年都應“各有自主之奴，絕無奴隸他人之權利，亦絕無以奴自處之義務”。李大釗視“自由為人類生存必須之要求，無自由則無生存之價值”。胡適強調個人應“充分發(fā)展自己的個性”，敢于懷疑，做“最強有力”的個人。魯迅以“立人”為早年思想文藝活動之本，拾物質張靈明，任個人排眾數(shù)。周作人認為新文化和新文學的運動就是“辟人荒”的運動，“人的”還是“非人的”文學成為他衡量新舊文學的基本標準。部元寶說:“之所以有新文化運動和緊接著的‘五·四’，之所以有所謂‘人的發(fā)現(xiàn)’、‘人的解放’以及用成熟的現(xiàn)代語言表達這種發(fā)現(xiàn)與解放的‘人的文學’，主要就是因為中國新派知識分子汲取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文化營養(yǎng)。在二十年代的中國，一個不依附于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傳統(tǒng)而自命新派的知識分子大概是找不到的罷。
當然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李大釗、陳獨秀最終走向了社會主義，魯迅等選擇了民主主義，只有胡適、周作人始終堅持著自由主義的文化價值觀，他們對文學界的影響也更具體更深遠。“他們把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引向了文學，既不失啟蒙色彩，又在一定程度上逐漸超越了功利目的較明確的啟蒙思潮。因此，胡適、周作人是中國現(xiàn)代自由主義文學的最初發(fā)言人和理論奠基者。
如果說五四時期“人的文學”大潮中，自由主義文學的特征尚不明顯，其主張還不十分明確的話，那么，隨著新文化運動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分化，隨著左翼文學的興起，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的特征也開始明顯起來。那就是強調文學的相對獨立性，希望文學能夠從各種束縛中解脫出來。以1924年創(chuàng)刊的《現(xiàn)代評論》雜志而得名的現(xiàn)代評論派和稍后由文化社交團體發(fā)展而來的新月派是其代表。這些人大都有留學歐美的背景，以胡適為精神領袖。他們借助西方思想資源，真誠捍衛(wèi)自由主義的文學原則，以一貫的人道主義啟蒙文學繼承歐洲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思想，表現(xiàn)普通人的哀樂憂歡、性格理想，關注個人的精神生活，流連于大自然的美好。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謳歌人類生命價值，關注作品的藝術美感。
1923年周作人發(fā)表《自己的園地》，超越了五四時期的主張。提出藝術的獨立，既不是為人生，也不是為藝術，而是人生的藝術。“總之藝術是獨立的，卻又原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離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為渾然的人生的藝術便好了。‘為藝術’派以個人為藝術的工匠，‘為人生’派以藝術為人生的仆役，現(xiàn)在卻以個人為主人，表現(xiàn)情思而成藝術，即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觸到這藝術，得到一種共鳴與感興，使其精神生活充實而豐富，又即以為實生活的基本;這是人生的藝術的要點，有獨立的藝術美與無形的功利。不難看出，其中反復強調的“獨立”、“人性”、“個人”以及對“為人生”、“為藝術”的功利性要求的不以為然，與那個時代所要求的社會功利性已經大異其趣。在創(chuàng)作中，以周作人、林語堂等為中心的《語絲》同仁，依托中國傳統(tǒng)文化追溯其文學理念。從老莊注重內心的淡泊自由思想出發(fā)，重視文學審美，張揚個性，富有藝術精神。主張“性靈”“閑適洲幽默”，以文學調養(yǎng)人生，對文學追求本真性的還原，心儀高品位的“美文”，堅守“獨立的藝術美與無形的功利”的“自己的園地”。這顯示出自由主義思潮與本土思想資源相調和后的風貌。
三
歷史進入30年代，階級矛盾日趨尖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展開了爭奪話語權的斗爭。左翼文學理論家在理論表述中明確地用“階級斗爭”學說置換了20年代的“人道主義”思想，用“無產階級文學”概念取代了“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的概念，強調文學的功利目的和工具性質，在根本上否認了自由主義文學存在的理由。
作為對左翼文學的反駁，新月派首當其沖，高舉自由主義文學的旗號，維護文學的“健康”和“尊嚴”。其理論家梁實秋更以一種貴族化的人學理論和自由的文學觀念，來否定無產階級功利性的文學觀念，認為文學應表現(xiàn)普遍永恒的人性，以這“永恒的人性的文學”來代替那種“階級的文學”。1931年底至1933年，胡秋原、蘇演等明確打出“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的旗幟，反對來自國民黨民族主義文學的“極端反動主義者”和左聯(lián)文壇的“急進的社會主義者”兩方面對文藝的侵略，要求文藝自由和民主，反對政治“干涉”文學。1932年，林語堂、周作人等創(chuàng)辦《論語》半月刊，提倡“自我表現(xiàn)”的“性靈文學”。這種文學價值觀也帶有自由主義色彩，強調對靈魂的自我審視與表現(xiàn)，強調人的“性靈”-—自然本性的流露，要求文藝擺脫社會的約束，回到“自然”。
30年代，隨著《水星》、《駱駝草》、《大公報·文藝副刊》、《文學雜志》的創(chuàng)刊，作為一個有較大影響的自由主義作家群，現(xiàn)代文壇上的“京派”開始形成走向興盛。他們以朱光潛、沈從文為理論上的主要代表人物，強調文學與時代、政治的“距離”，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學價值。朱光潛提出“純正文藝”的觀點，認為“拿文藝做工具去宣傳某一種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信條”的“文以載道”觀，最終“大半是失敗”。他的理想是最終是要把文藝引到“和平靜穆”的美的“最高境界”之中。
30年代的自由主義作家充分實踐著他們的藝術理想。徐志摩在“淡到幾乎沒有的內容”中顯示了個人主義傾向以及與現(xiàn)實的疏離感;京派小說在田園牧歌式的風景中展示古樸自然的人性與人情;現(xiàn)代詩派以晚唐五代詩的意境傳達現(xiàn)代人生況味;周作人的散文豐富的知識中滲入了人生的苦味;林語堂的小品行云流水中回蕩著淡淡的憂傷。
四
“蘆溝橋事變”之后，隨著民族危機的到來，民族主義情結高漲。以集體主義為導向的價值觀念占據意識形態(tài)的主流地位，自由主義思想受到壓抑。而在抗戰(zhàn)結束之后，“中國往何處去”成為擺在國人面前的首要問題。隨著知識分子對民族前途的關注，自由主義思潮一度掀起高潮。社會的動蕩、政治的波瀾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文學領域，
盡管抗戰(zhàn)的現(xiàn)實非常嚴峻，但是在二三十年代就曾經嶄露頭角的自由主義文藝思想的擁護者仍然堅持自己的文學主張，對抗戰(zhàn)文學的現(xiàn)狀表現(xiàn)了強烈的不滿。梁實秋從他一貫的文學要表現(xiàn)永久的人性、反對文學上的功利主義主張出發(fā)，對當時文學中普遍表現(xiàn)的抗戰(zhàn)主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抗戰(zhàn)八股”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沈從文連續(xù)發(fā)表了《一般與特殊》、《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文學運動的重造》等文章，把他心目中“一般”的抗日作品，稱為“抗戰(zhàn)八股”、“宣傳文字”和“一團糟”，認為只有“遠離了‘宣傳夕空氣”，“遠離了那些戰(zhàn)爭的浪漫情緒”的“特殊性的專門家”的工作，才是“社會真正的進步”，如果“作家被政治看中，作品成為政策工具后”，文學就會出現(xiàn)“墮落傾向’整個抗戰(zhàn)時期，這種反對文藝與政治斗爭相聯(lián)系，否認文藝有自身以外的目的，強調文學的超功利性和特殊性的聲音一直都時斷時續(xù)地存在。
抗戰(zhàn)勝利后，作為自由主義重鎮(zhèn)的《觀察》雜志創(chuàng)刊，接著，《大公報》、《文匯報》、《民主周刊》、《新路》也發(fā)表言論，紛紛倡議要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政府，要通過“第三條道路”使中國復興。自由主義思潮迅速復蘇并逐漸達到高潮。此時，先前零星發(fā)表過自由主義文藝觀點的作家也興奮起來，紛紛出任文學刊物的主編和綜合性報刊的文藝副刊的主編，發(fā)出了自己的聲音。蕭乾要求作家和批評家“絕不受黨派風氣的左右”，只“根據社會與藝術的良知，勇敢而不畏艱苦的創(chuàng)作”朱光潛強調文學的自由性，因為“這自由性充分表現(xiàn)了人性的尊嚴”。“我們不能憑某一個人或某一部分人的道德的或政治的主張來勉強決定文藝發(fā)展的方向”，文學家應該守住“自家園地”，保證自己“獨立自主的身分”，讓文藝成為一種自由的“自主自發(fā)”、“自生自發(fā)”的“人生的表現(xiàn)”。朱光潛明確標出自己的所持:“我在文藝的領域維護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文學家40年代的創(chuàng)作重在人性的深度挖掘和新藝術形式的實驗。站在人生邊上的錢鐘書對現(xiàn)代知識分子靈魂的拷間，躲進公寓的張愛玲對都市男女的心理探索，偏居西南一隅的沈從文對形而上的、超驗的生命命題的關注和表現(xiàn)，都達到相當?shù)母叨取?/p>
1949年以后，隨著從組織上、思想上、經濟上、出版上對文藝的全面控制的開始，新文學的功利色彩越來越嚴重，自由主義思潮完全失去了生存的空間。自由主義文人或黯然離開、或沉默不語、或投奔“新中國文學”，自覺不自覺地放棄堅守的自由主義觀念，這是自由主義文人的悲劇，更是20世紀文學自身的悲劇。
五
在簡略描述了自由主義思潮在現(xiàn)代文壇的興衰歷程之后，現(xiàn)在我們要追問的是:這種帶有異域文化背景的思潮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甚至整個20世紀文學帶來了哪些新的價值和精神基因?我個人認為有兩點非常重要:
首先，自由主義思潮有利于塑造作家的獨立人格。所謂現(xiàn)代意義上的獨立人格，蘊含著哲學、倫理、心理、歷史和政治的多元內涵。以本文所涉及的歷史—政治角度而言，主要指個體的自主性和社會批判精神。具體地說，即表現(xiàn)為不依傍任何外在的精神權威，不依附于任何現(xiàn)實的政治勢力;在真理的認同上具有獨立的價值判斷能力，并依據內心準則而自由行動;在社會實踐生活中，積極參與政治，成為改造社會的獨立批判力量。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滋生依附型人格相反，西方自由主義精神無疑是孕育獨立人格的溫床�，F(xiàn)代自由主義作家對“積極自由觀”的倡導，對獨立人格的堅持為我們樹立了現(xiàn)代人格形象，診釋著“人的解放”的啟蒙內涵，推動了社會的現(xiàn)代化進程。
其次，自由主義思潮促使作家關注文學獨立性和藝術性。上世紀80年代以來，胡適、周作人、林語堂、徐志摩、廢名、張愛玲、沈從文、錢鐘書等人重新受到學界的關注，其中原因除了他們的個人人格魅力而外，就是他們作品久遠的藝術生命力。這些自由主義作家大都強調藝術生成的人生意韻和情趣，追求一種“詩化”的人生，倡導文學作品意境的“和諧”、“完善”、“恰當”與“節(jié)制”的理性美。他們注重文學自身的特性，張揚文學的本體價值，形成強烈的審美效應，對20世紀以功利性為特征的主流文學起到了匡正和糾偏的作用。
當我們談論自由主義思潮在現(xiàn)代文學中的演進時，不能回避一個重要問題，即由“文學的功利主義與審美價值的二律背反”這一規(guī)律所必然決定的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的困境。
從文學自身演變的規(guī)律著，它作為人類文化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特殊存在和人類認識自身把握生活的一種審美方式，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和本體存在意義，這也正是自由主義文學思潮所追求的東西。但是在民族生存危機、救亡與啟蒙、反帝與反封建成為時代中心議題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若去追求自身審美品格的完善而無視民族變革生存的需要，那么它勢必會喪失其存在的價值和合法性�，F(xiàn)代中國社會特殊的文化氛圍，不斷惡化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決定了現(xiàn)代文學必須隨時代的演進而不斷調整自身的結構，承擔歷史所賦予的使命與責任，成為時代的表現(xiàn)，為民族的生存和變革而吶喊，這是文學不得不作出的選擇。因此，文學功利主義的盛行是合理的和必然的，它也必然以壓抑甚至犧牲文學自身的審美品格為前提。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們才可以理解30年代魯迅對林語堂、周作人等人“性靈文學“的批評:在“風沙撲面、狼虎成群的時候”，“靠著低訴或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這是十足的“撫慰勞人的圣藥”，“麻痹”民族靈魂的“麻醉性的作品”。
自由主義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作為一種被引入文學領域的思潮，它的理論追求、價值取向及在20世紀中國的特殊境遇非常值得回味。在走向現(xiàn)代化的今天，自由主義仍舊是一個熱門話題和關注的焦點。回顧昨天，也許對當下的社會發(fā)展和文學建設都有反思和借鑒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