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現(xiàn)階段社會階層構成變化及收入差距的擴大，使高等教育機會均等這一理想目標的實現(xiàn)面臨嚴峻的挑戰(zhàn)。對社會分層如何影響高等教育機會均等進行討論和分析，有助于我們更加客觀地審視我國高等教育的現(xiàn)狀，從而為高等教育如何有效促進社會的良性流動提供可資對照的借鑒。

　　【關鍵詞】：社會分層教育機會均等

　　不同社會階層所占有的經濟、文化、社會資本不同，影響著其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地區(qū)、層次、專業(yè)等選擇上的差異，進而影響著接受高等教育過程乃至結果的均等。本文將以高等教育機會均等中所包含的高等教育起點機會均等、參與高等教育過程機會均等及學業(yè)成功機會均等三個方面為切入點，分別探討社會分層對其所產生的影響。

　　一、社會分層對高等教育起點機會均等的影響

　　教育起點的機會均等即受教育者進入教育系統(tǒng)的機會均等，就是社會為公眾提供一個教育機會，使人們的教育程度達到入職的要求，為所有的人、特別是兒童，不問民族、性別、地區(qū)、語言等背景，提供一個共同的課程，并讓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們特別是兒童在同一學校至少是同等類型和質量的學校中共同學習。⑴通俗地講，高等教育起點機會均等即入學機會均等。在入學機會方面，我國高考采取各省按照分數(shù)從高到低的錄取原則，并沒有因為家庭出身等階層因素而區(qū)別對待，但這看似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表面背后又是什么呢?實際上現(xiàn)存的社會分層已經不可避免、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了高等教育起點機會均等，這可從不同階層在升學報考率、錄取率等方面得到佐證。來自較好家庭條件的考生在學習條件、素質形成和特長訓練方面擁有先天的優(yōu)勢，他們與其他人的競爭在最開始就不是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經濟、知識、信息方面的差異，反映在高考分數(shù)估計和志愿填報上，表現(xiàn)為經濟發(fā)展水平低的地區(qū)的家庭子女和農村家庭子女趨于保守、盲目，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學費、生活費、車旅費等，首先要斟酌一下這些費用自己是否承受得起，是否會給家庭的日常生活帶來壓力和負擔，所以在選擇學校類型時，費用便宜、對學生有優(yōu)惠政策(如師范、農林、地質、軍事院校)、離家比較近的高校往往是首選。與貧困階層子女因經濟原因而無法享有教育機會的狀況截然相反，富有階層的興趣已不在其子女所享有的教育機會本身，他們追求的是教育機會的“品位”，及其學校的社會聲望、師資力量、環(huán)境設施，更多地選擇經濟較發(fā)達地區(qū)的高校、綜合類高校、教育部直屬高校。

　　據統(tǒng)計，“進入高校的可能性之比，農民階層與非農階層的整體差距是5.6倍，在全國重點高校中是9.2倍，其中與黨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則分別達到17.9倍和31.7倍。作為體力勞動者的工人和農民，與作為腦力勞動的黨政干部、企業(yè)管理人員和專業(yè)技術人員子女的機會差距很大：在高�？傮w中為9.6倍，在重點院校中接近15倍，工農子女的合計份額不到45%�！雹�

　　從錄取情況看，2005年1月，“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研究課題組發(fā)布研究結果：“低階層家庭子女的平均錄取分數(shù)普遍高于高階層的子女。平均分從高到低依次為：農民、下崗人員、個體經營者、工人、職員、中高層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與他們的社會地位剛好大致相反。平均分最低的是高級管理技術人員階層子女，為571.3分，比農民階層子女的平均分610.1低38.8分，比下崗失業(yè)人員階層低35分，比工人階層低26.2分�！雹谴送�，我國現(xiàn)在分省定額、劃線錄取的辦法則更產生了“地區(qū)性分數(shù)壁壘”的不公平現(xiàn)象，而我國的名牌大學一般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等較發(fā)達地區(qū)，這些學校的“地方保護主義”，使得社會不同階層的矛盾進一步凸顯，因為他們把大部分的錄取名額留給了本省的考生，而只在其余省份招一小部分，它這種錄取辦法就導致同樣的學校同樣的專業(yè)，考生的分數(shù)卻大相徑庭，不發(fā)達地區(qū)的考生往往要比發(fā)達地區(qū)高上幾十分，甚至一百分。因此這些地區(qū)的考生到發(fā)達地區(qū)去就讀名牌大學的機會無形之中又少了許多。

　　即便是得以錄取也僅僅是個開端，若是在隨后的幾年因學費、生活費而中途輟學則同樣表明未能享有教育機會。在分數(shù)的一只腳跨進大學大門的同時，學費的另一只腳卻邁不起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所以可以說在大學的門檻前已對來自不同階層的考生進行了一次“無形的篩選”。這些因素都使得來自社會底層的考生要么被拒于大學大門之外，要么從一開始就被分流到了二流高校，學習二流專業(yè)，從而影響到他們未來的職業(yè)選擇及社會分層。

　　二、社會分層對參與高等教育過程機會均等的影響

　　科爾曼認為，參與教育過程的機會均等是指不同社會出身的組別，有相同比例的人數(shù)，得到同樣的教育機會，他們無論是數(shù)量上和選題上都得到相等的教育參與。⑷然而，個體先賦的家庭階層地位在個體競爭高等教育過程均等的時候仍然起著很大的作用。社會分層的這種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校園學習、生活中。值得注意的是，來自前一階段的影響，還會直接延及下一階段。“對學校選擇上的傾向差別，使來自經濟地位低的家庭的子女，在進入高校后享受公共高等教育財政資助的分配中處于更不平等的地位�！雹蛇@主要是指他們報考了錄取機率大的二流院校、專業(yè)，而這些院校及學院在資源配備等方面根本不可能與重點院�；蛑攸c學科相比。

　　高額的學費之后，是比過去的農村生活費用更高的生活開支，如果到發(fā)達地區(qū)就讀，負擔更高。貧困家庭學生就不得不勤工儉學、利用課余時間打工來賺取生活費、學費。由于把大量的時間花在這個方面，過度的疲勞，上課時就容易瞌睡，注意力不集中，課后也沒有時間來復習功課，期末的成績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富裕家庭的子女則有足夠的時間、精力來豐富自己的學習和生活。

　　階層文化差異在前一階段的影響主要是子女能否接受高等教育、對高校類型或層次的選擇、對專業(yè)的選擇。在這一階段，文化階層差異中的**因素(價值觀念、語言類型、教育方式等)對高等教育過程機會均等的影響則是以一種隱蔽的方式展現(xiàn)。美國社會學家伯恩斯坦在研究不同階層家庭的語言如何影響學生成績后認為，低文化階層適應的語言是一種“大眾式語言”或“封閉式語言”，而高文化階層(中產以上階層)使用的是“規(guī)范式語言”。大學所使用的正是后者的語言，并強調和肯定社會上層階層的文化，漠視和否定不利階層的文化。這樣，貌似平等的教育機制實際上偏向了社會上層的后代，高文化階層子女在學校教育中占據了優(yōu)勢地位。

　　校園生活方面，農村的貧困大學生在中學階段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放在了打工和學習上，忽視了綜合素質及能力的培養(yǎng)，進校后還要為生活費、甚至是學費而奔波忙碌，因此也就沒有過多的時間參與到學校豐富多彩的社團活動中，即使有了時間也由于他們從小未經過各種藝術的熏陶和培養(yǎng)，也就自然黯然失色，沒有優(yōu)勢而言。而來自城市的學生更多地占據了這片舞臺，因為他們很小的時候，家長就為他們的將來考慮，讓他們接受各種訓練，文化藝術修養(yǎng)自然占盡優(yōu)勢，成為各種文化活動的主角。通過各種活動的參與，接觸各種不同的同學，他們在待人接物、人際關系方面的技能也自然高于那些疲于賺錢，尚未完全適應校園生活的同學。此外他們更愿意擔任學生干部，為同學服務，在入黨、拓展人際關系網、自身能力鍛煉等方面也就獲得了更多的機會。受教育過程中的機會均等不僅僅是在獲得知識方面的機會均等，更主要的是使受教育者在獲得能力、本領方面的機會均等。但先賦的家庭階層地位和城鄉(xiāng)差距卻使他們失去了鍛煉的機會，再一次擴大了由入學機會時既有的不均等狀況。

　　三、社會分層對學業(yè)成功機會均等的影響

　　學業(yè)成功機會均等即教育后個人發(fā)展前景的機會均等，它是教育機會均等中層次最高的一級，是指通過教育后能平等地獲得應有的就業(yè)機會，并能克服人先天的出身、性別等天然的差異，克服后天的經濟、社會差異，具有取得同樣的社會成就的機會。即這種教育制度和社會制度能補償家庭的財富、收入、政治社會地位、社會關系和文化方面的差異，使這些因素不會成為接受相同教育后的人們在未來發(fā)展的各種機會上的有形或無形的障礙。然而這只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tài)，社會分層作為一種既定的社會存在，勢必會對就業(yè)產生不可忽略的影響。

　　農村學生在融入社會、就業(yè)機會上的劣勢，可以說與他們當初在報考志愿時出于經濟因素、穩(wěn)妥考慮而就讀的學校質量不高、所選專業(yè)一般不無關系。起點的不均等影響到過程的不均等，進而是結果(學業(yè)成功)的不均等。畢業(yè)時的一紙文憑在就業(yè)市場上的競爭力已大不如前，用人單位的關注點已轉移到重點大學文憑，轉移到人際交往、語言表達、管理協(xié)調、組織運作能力、環(huán)境適應能力、是否具有團隊精神等綜合素質上來。農村學生正是由于先天缺乏培育，大學其間又缺乏鍛煉，又加上中國現(xiàn)在更多的是人情找工作、關系找工作、后門找工作，再受到社會資本因素的影響，擇業(yè)時自然處于劣勢�？梢姄碛幸粋�有權、有勢、有經濟基礎的家庭背景，自然為找工作增加了個重要的砝碼，這可比成績優(yōu)秀、學生干部等所具有的能力來的有用的多，也重要的多。所以我們也經�？梢钥吹竭@種現(xiàn)象，一些優(yōu)秀的貧困大學生還在為尋求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而繼續(xù)奔波，參加各種招聘會時，而一些學業(yè)不如他們的同學卻早已坐享其成了，因為他們擁有好的家庭背景，他們的父母早就通過各種渠道為他們打點好了一切，為他們找到了令人羨慕的工作了。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所說的那樣，“為了進入勞動力市場，年輕人不僅要調動教育獲得(文化資本)，還要調動物質獲得(經濟資本)和關系網絡(社會資本)。因此，在就業(yè)現(xiàn)象的背后，起作用的正是一代人向另一代人傳遞社會身份的現(xiàn)象�！雹手袊�社會科學院2004年7月28日發(fā)布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研究報告表明，“目前我國處于社會優(yōu)勢地位的階層，其子女職業(yè)繼承性明顯加強，干部子女的機會比常人高1.2倍�！雹诉@說明，個體將教育轉化為未來收入的能力與父母的社會地位有關。高社會地位的家庭可以更成功地把子女所受的高等教育轉化為較高的職業(yè)地位。學生學業(yè)成就的不同，反映的正是他們所代表的社會階層在當前社會中的地位差異。因此，高等教育在促進社會流動、打破封閉的社會階層代際傳遞性方面，還是難以徹底擺脫來自社會分層的制約。

　　通過以上關于社會分層對于高等教育機會均等影響的探討，我們知道要使這種影響降至最低程度，就必須對教育內外部因素進行調整。我們可以通過健全社會保障體制、采取優(yōu)先政策、構建終身教育體制來確保社會低層子女的高等教育機會均等。同時還要對招生考試制度、收費制度、資源配置制度、助學貸款制度等進行適度調整。我想通過這些方面的努力，教育公平這一理想狀態(tài)就能夠早日達到，我們的社會也將越來越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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