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期刊推薦及范文方以智為什么說西學“拙于言通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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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認為西學“拙于言通幾”，是方以智比較中西哲學提出的一個獨到見解。其理由在于：第一，從哲學學科的獨立性來看，當時西方哲學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尚未分離，純粹的哲學并未成為卓然獨立的學科，故與西方哲學相比，中國的“通幾”之學才是真正思辨的哲學;第二，從哲學的內容來看，傳教士帶來的西方哲學關注的主要是關于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而不是從自然本身來說明自然，故與此相比，中國的“通幾”之學更有助于“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第三，從方法論上來看，研究“通幾”不僅需要運用形式邏輯的方法，更需要運用辯證邏輯的方法，在這方面，中國的易學和氣論具有明顯的優(yōu)勢;第四，從哲學形上學的價值論屬性來看，基督教哲學的人生觀似亦不及中國佛學在“∴”的審美境界中所展示的入世與出世圓融不二的人生智慧。這些理由，都體現了方以智獨到的哲學眼光。
關鍵詞：方以智,質測,通幾,中國哲學,西方哲學
認為西方哲學水平不高，是方以智比較中西哲學提出的一個獨到見解。他在《通雅》中說：“泰西質測頗精，通幾未舉。”[1]37 又在《物理小識》自序中說西學“詳于質測，而拙于言通幾”[2]1。此說頗近于20世紀英國哲學家羅素以唐詩“市人矜巧智，于道若童蒙”批評西方哲學 [3]，而內涵或有差異。在17世紀的中國，與當時流行的推崇西方哲學的言論相比，方以智的這些言論體現了他獨到的哲學眼光。
為什么方以智會認為西學“拙于言通幾”呢?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侯外廬指出：“我們仔細推敲方以智在許多地方的論斷，就可以發(fā)現所謂西人‘拙于言通幾’的實質，多半是指基督教神學。”[4]1163這一論斷無疑是正確的，但方以智之所以認為西方哲學水平不高，又不限于他與基督教神學的分歧。當時西方哲學與自然科學尚未分離，無論是傳教士高一志的《西學》一文還是艾儒略的《西學凡》一書，都認為哲學中包含物理學、數學或幾何學等自然科學學科;哲學被稱為“理科”，高踞于其上的神學才是“道科”。而方以智已認識到哲學與自然科學分屬不同的學科了，所以他并不因為西方自然科學發(fā)達就連帶著推崇其“理科”(哲學)的全部內容。
西方學者習慣依照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相近的程度來衡量其價值，方以智則反過來以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相近的程度來衡量其價值，因而有西學“通幾未舉”或“拙于言通幾”之說。這一從中國哲學的主體性立場來看西方哲學的思路，體現了方以智具有很強的民族文化認同的自覺意識;而他對“泰西質測頗精”的肯定和推重、對“質測即藏通幾”的科學哲學觀的闡揚和論析，又表現了他吸取西學之精華來發(fā)展中國哲學的寬廣胸懷和卓越見識。
一、“以天地信自然之公，以自心信東西之同
――對西方近代自然科學新學理的認同
促使方以智去研究西學的，是對自然科學的濃厚興趣。他的科學興趣，原本來自16世紀中國本土興起的科學思潮。其自述家學淵源曰：“先曾祖本庵公知醫(yī)具三才之故，廷尉公、中丞公皆留心征驗，不肖以智有窮理極物之癖。”[2]108其子方中通云：“鄧潛谷先生作《物性志》，收《函史》上編。余曾祖廷尉公曰：此亦說卦極物之旨乎!王虛舟先生作《物理所》，崇禎辛未，老父為梓之。”(1)、[2]1以上所論列的各位學者，都代表了一種從《易》學中開出新興“質測之學”的思路。他們所給予方以智的影響，是其科學興趣的最初動因。
方以智的青少年時代，正處于徐光啟、李之藻與傳教士合作傳播西學的高潮期。他9歲以前就讀過介紹西學的書籍。9歲那年向熱心西學的福建僉事熊明遇問學，“喜其精論”[2]3。19歲拜訪熱心倡導西學的開明士大夫瞿式耜。 1634年寓居南京期間，讀《天學初函》等西學書籍。1641年進京，有機會與德國傳教士湯若望交往，學得不少西學知識。其子方中通在《與西洋湯道未先生論歷法》一詩附注中說：“先生(湯若望)崇禎時已入中國，所刊歷法故名《崇禎歷書》，與家君交最善。”[5]83 1651―1653年，方中通遵父囑，跟隨住在南京的波蘭傳教士穆尼閣學習，而穆尼閣乃是一位以宣傳哥白尼學說而著名的人物。
在素來強調 “夷夏之大防”的中國，提出“借遠西為郯子”，是方以智接受西學的一面堂皇旗幟。當年周王朝式微，精通周禮的人們抱禮器奔竄于四方，孔子為復興周禮，問禮于東夷的郯子。方以智之所謂“借遠西為郯子”，即是認為中國古代的科學知識失傳，不得不借遠西以復興，所以，向西方人學習科學知識，不過是把中國本有的東西重新拿回來而已。這是一種“西學中源論”的觀點。但他已意識到西方的科學知識自有其獨到的創(chuàng)新之處，實際上是遠遠超出古代人的認識水平的。他引鄧元錫的話說：“區(qū)宇之內，土壤少殊，物生隨異，而況分華夷，限山海，其詼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