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當世散文創(chuàng)作有何新方向
文學的發(fā)展以及文學形式都是不同時期、不同思想等發(fā)展的因素。就拿清末南通范當世的散文創(chuàng)作上表現的形式和對于散文創(chuàng)作的意境來說也區(qū)別與他人，以下是對于他所創(chuàng)作散文的一些分析。
摘要：清代同治、光緒年間的范當世( 1854 - 1904) ，江蘇南通人，字肯堂，兄弟三人中居長，世稱范伯子。他以詩享盛名，世譽其詩能合蘇軾、黃庭堅。其實，他的散文頗具特色。范當世早年被聘往張之洞麾下的湖北通志局修志，后應吳汝綸之邀北上冀州講學，再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幕府任西席，都出于他散文創(chuàng)作的卓越成就。
關鍵詞：范當世,散文創(chuàng)作,文學論文
他的散文創(chuàng)作，淵源于桐城諸子，這從他的交游可見一斑。范當世私淑曾國藩，有詩云: “我有無窮私淑淚，只應寂寞赴湘流”[1]( P305)，又有詩“生晚十年吾已矣，居常默默問湘源。”[2]( P161)他對曾國藩是“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曾深情地說: “余十七歲赴江南鄉(xiāng)試，猶及見曾文正公復在，及來師武昌，距公沒僅十載耳。”真是“蹉跎僅十載，不得同杯觴。覿面成私淑，沿流到武昌。”[3]( P84)不能親炙曾國藩，能師事曾門弟子張裕釗、吳汝綸也是人生無尚快事。
推薦期刊：《散文》(月刊)創(chuàng)刊于1980年，由百花文藝出版社主辦。是我國第一家專發(fā)散文作品的純文學刊物。旨在繼承發(fā)揚我國散文創(chuàng)作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活躍散文創(chuàng)作，提高青年的文學修養(yǎng)，發(fā)表優(yōu)秀散文作品，注重扶持新人新作。
范當世于光緒六年( 1880) ，與其友張謇、朱銘盤謁張裕釗，執(zhí)弟子禮，學桐城古文。范氏上其所為文，張裕釗認為范文“辭氣誠盛昌不可御，深嘆異，以為今之世所罕覯也。”張裕釗還以云為喻，用濃麗、繁縟的文字作賦一篇，描繪云之奇特變幻，以此熏染伯子，教他作文之道。[4]( P35)張氏還把得范生為弟子的事告訴吳汝綸，并說“公當賀我! ”[5]( P157)光緒八年( 1882) ，在張裕釗的邀請下，范當世去湖北通志局為張主持修纂的《湖北通志》，擔任“婺婦傳”部分的主筆，歷時兩年。又得張裕釗介紹，師從桐城派最后的宗師吳汝綸受古文法。光緒十二年( 1886) ，范氏應吳汝綸聘請北上冀州講學。當時，張裕釗主保定蓮池書院( 后吳汝綸主持) ，賀濤主冀州信都書院，范伯子主武邑觀津書院，府、州、縣三學鼎力，張、賀、范三人并肩，在吳汝綸主導下切磋文藝，教授弟子，冀州風氣為之大開，學術蔚為大觀。在此期間，張裕釗評點了范當世許多詩文，對范文進步作用巨大，張裕釗“詼詭”的文章風格，直接影響了范當世的文章。
曾門四弟子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黎汝昌中，吳汝綸是唯一的桐城籍作家，他對范當世幫助巨大。他邀請范當世游冀州書院四年，又竭力促成了范與桐城才女———姚蘊素( 姚瑩之孫女) 的婚姻，繼而介紹范氏入天津李鴻章幕府任西席四年。吳氏長范氏十四歲，二人亦師亦友，詩文切磋，互相引重。
吳氏《與姚仲實》一文，總結概括了從桐城諸子“氣清體潔”到曾國藩“雄奇瑰偉”，到張裕釗“譎怪詼詭”風格的演進。他固然贊賞方苞文章“絢爛之后歸于老確”，但更欣賞張裕釗散文“意思之詼詭，辭句之廉勁”。他認為“文章以氣為主”[6]( P359)，又認為“說道說經不易成佳文，道貴正而文者必以奇勝”[7]( P51)，特別青睞具有雄奇之氣、奇崛之氣的文章。他在《答施均父》中又說: “竊觀自古文字佳者，必有偏鷙不平之氣，屈原、莊周、太史公、韓昌黎皆是物也。”因此他對范氏屢試不第的偃蹇遭遇非常同情，鼎力幫助，又特別欣賞范氏文章所表現出的排奡、奇崛之風，甚至屢屢自嘆弗如。
另外，范當世的散文也受到劉熙載的影響。光緒四年戊寅( 1878 年) ，他至興化，以弟子禮贄見劉熙載，劉贈《藝概》等書。他“退而上所為文數十篇，則先生以為可喜。”次年，劉熙載主講上海龍門書院，范當世秋八月即前往，“先生窮日夜之力而與之言”，“定所謂《親炙記言》者七紙。”[8]( P5)劉熙載是范當世藝文的啟蒙老師，《藝概》是范氏創(chuàng)作的圭臬。劉熙載認為言為心聲，“作詩不必多，所貴肝膽真。”( 《題楊一丈詩文集二首》之一) “品居極上之文，只是本色。”劉熙載肯定文學的發(fā)展，提出“變”的觀念，他說: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一合一辟謂之變，然則文法之變可知已矣。”( 《藝概·文概》) 范氏主張為文者首先要有人品( “詩品出于人品”正是劉熙載語) ，作本色、平實、自然之文，在平實基礎上再興變化，這正是受劉熙載影響所致。
由范當世的交游可以知道他所接受的文學主張。他秉承古文傳統(tǒng)和桐城文緒，把自己置身于以儒家學術為核心的“道統(tǒng)”和韓愈所構筑的文統(tǒng)中，認為學古文應“先本后末”，“養(yǎng)氣以舒調，蓄德以達辭”[9]( P136)。“養(yǎng)氣”、“蓄德”的基礎是《語》、《孟》及六經，還要學習《莊》、《騷》、《史》、《漢》、《選》及唐宋八家，這些都是英明偉杰之士乘勢而為之。在內憂外患的近代社會，西學“格致家言有足觀焉”，也必須學習。學習古今中外先圣先哲的文章，擴大眼界，拓展胸懷，通曉歷史，通達時務，他特別提出要有“通人之識”，從而“通時務，達世用”。[10]( P64)如此“積學多年，不患無意; 軒轅萬里，不患無題。”平實說來，放筆為之，做到“自然”、“雅正”，這是作文的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持之既堅而多讀多作，必有氣機大順之時。氣機順而變化興焉。”正如姚鼐所說“有所法而后能，有所變而后大”。到了“變”的階段，就有微妙且無窮盡之能事了。他說: “古人佳文大抵必多所磊砢不平而含蓄不露，意思稠疊而隨手包裹不礙於奔放，著字數百而旁見側出之虛影不啻數千，空明澄澈，而萬怪惶惑於其間。”風格隨意搖曳，內容含蓄豐富。還說: “罵譏王侯將相而敬慎不渝; 文章雖極詼嘲，而定有一種淵穆氣象。”譏諷詼諧與莊重肅穆類似相反的風格均可渾融于文中，“所謂胸襟不至豪杰，不足談古文; 德器不類圣賢，亦不足以俯笑一世耳。”[11]( P32)只要希圣望賢、進德修業(yè)，文章怎么做都可以。范當世的作文理論，基本是桐城路數。
傳統(tǒng)古文“文以載道”，桐城諸家“學行在程朱之后”，在思想上都強調為“闡道翼教”而作文。這“道”的內涵卻因時因人而異，在方苞曰“義”，在姚鼐曰“義理”，在曾國藩則于“義理”之外又加上“經濟”一詞，突出文章要“經世致用”。要言之: 儒家經典、內圣外王之道，人倫日用、社會風俗教化之旨，經世致用之方，是中國“載道”古文的大傳統(tǒng)。至于“道”在具體作家作品中所詮釋的“理”，論述精辟與否，演繹精彩與否，就看作者的學養(yǎng)和藝術造詣了。范當世散文“一以貫之”，以義理開文道，語言暢達，主旨精醇，文理自然。其弟子金鉽在《范肯堂先生事略》中云: “先生自謂謹守桐城家法”，劉聲木在《桐城文學淵源考·范當世傳》亦如是說。
比如范當世《萬星濤之母壽序》，討論社會風俗禮儀的變遷。曾國藩為人作文祝壽，強求其說要合于古禮，吳汝綸認為今壽禮優(yōu)于古冠禮，范氏則認為古冠禮與今壽禮同等重要，風俗教化，止于至善，非一朝之事，一定要由一個重要事情為契機，鄭重其事，普視眾聽，化育萬民。冠禮行，天下父母捐棄動物之愛，責子成人之道; 壽禮行，做人子的表彰父母訓育之仁德，并潛移默化，身體力行。二者互為終始，民風因此而向上，善莫大焉。這樣的文章符合桐城派提出的“雅潔”標準。范當世有些散文富于雄辯，標新立異，說理暢達，如《辨柳子厚八駿圖》。柳宗元《觀八駿圖說》大意為，世人聞說周穆王的座駕“八駿”甚“駿”，就從“異形”求之，如此求出來的馬“若龍、鳳、麒麟，若螳螂”，荒誕不經。尋仿圣賢如果同樣如此，就有人認為“伏羲牛首，女媧形類蛇，孔子如倛頭”，這樣是一定尋訪不到圣賢的。“駿馬”還是馬，圣賢也是人，尋訪圣賢要從普通人中去尋找。范氏反其意而辯道:
求圣人與人相同之處，則必求不到圣人所以為圣人之處，反而會自甘于平庸; 普通人的智慧不足以尋求圣賢與人相同的地方，如果尋異尋到圣人“若牛、若蛇、若倛頭”的地步，自會返本正源; 孟子說“堯舜與人同”是因為他“好異而謝不能”，所以才“退而求其同”�？鬃訌膩硪悦踩∪�，所以才會犯“失之子羽”的錯誤。總之，范氏認為尋圣賢就是要從其奇異之處入手。范文思路奇特，但層層推進，有筋有骨，極富個性。吳汝綸欣賞此文，張裕釗則不以為然，此文文后自注: “作此等文時，摯父先生特欣喜過當，而吾師不謂然。復書論矯強、自然之分與真?zhèn)�、雅俗之所判，其端甚微，其流斯遠。當時悚然聽之。其最稱許者，則題張氏墓固一首耳。”
張裕釗最稱許的是《與張氏墓圖》一文，也是一篇很有新意的議論文，該文演繹推理說: 山川有形有穴是有“氣”貫通其間，“氣”者，人文氣息也。“氣”如果不至，山川為之寂寥。只要這“氣息”一旦得以附著，“奇怪殊異者”就會“瑰然成就於其間”。如遭貶謫的蘇子泛舟赤壁之下，借奇特的山川發(fā)“文氣”，于是有了前后《赤壁賦》，文風從飄渺到詭異。甚至張裕釗及曾門弟子的興起，也是這種沉潛的“氣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顯現。范氏這篇文章有“詭異”之風，張裕釗晚年崇奉“詼詭”，自然最稱許此文了。
范當世散文議論多，說理多，敘述少，描寫更少，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說范文: “簡奧蒼堅，臺隸桐城。”曾國藩不滿于“桐城諸老，氣清體潔”，為振桐城古文枯淡之弊，倡導雄奇之風。張裕釗有“因聲求氣”，光緒六年，張裕釗初讀范當世文，直覺其辭氣“盛昌不可御”，擊節(jié)稱賞。以范氏《況簫字說》為例，該文闡發(fā)“聲音之道”，認為“為學要諸道”，為道本斯文，為文系諸樂。吳汝綸讀后給張裕釗寫信說: “姚氏于文未能究極聲音之道，弟于此事更未悟入。往時文正公言: ‘古人文皆可誦，近世作者如方姚之徒，可謂能矣，顧誦之而不能成聲’，蓋與執(zhí)事之言若符契之合。近肯堂《范當世字》為一文，發(fā)明聲音之故，推本《韶》、《夏》而究極言之，特為奇妙。”[12]( P35)寒碧評曰: “肯堂承桐城、湘鄉(xiāng)文緒，于聲音之道用意甚勤，詩中亦有‘茫茫九等味，純以聲和之’，‘往矣周孔隔地天，手語自聽交鳴弦’之句。……此文逼近昌黎，辨裁昭晰，辭氣緊近，洵推佳作。”[13]( P273)范氏“辭氣昌盛”的雄文，又如《剛己字辭》，勉勵弟子要做“無欲”、“不懼”、“不窳”、“為龍為虎”的剛者強者，該文寫得境界闊大，縱橫捭闔，音節(jié)鏗鏘，長短句交錯，一氣直下。寒碧評為“大筆盤礡”。
范氏散文“昌盛辭氣”的特點源于何方? 首先源于他的才氣和恣肆的性情，二是源于游歷。賀濤說范當世文章恢弘的氣勢是因為他足跡遍天下。他生長于江海交匯的南通，視野開闊，加之“恣山水之好，又遠客四方以博其趣。”后又游走大江南北，在冀州四年，他“自津沽浮海，南至滬，又并海而北，絕江而抵通”; 走泰山，過黃河。又去金陵、武昌，“不半載走江海萬里，凡吳楚勝地，古人所窮探極賞更百千年而號為名跡者，一縱所欲，以盛昌其文。”[14]( P46)另外，他飽讀圣賢書，長于辨析古今哲理，為文理直氣壯。他一生九次科考而名落孫山，滿含悲憤抑郁之氣。加上歷經甲午戰(zhàn)爭，戊戌變法，庚子事件，國難家愁，集于一身。所以他的散文內容深厚，文氣暢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