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性別平等是19世紀以來婦女運動的核心訴求。在19、20世紀之交，個體性別觀之形成圍繞著生理決定論和文化養(yǎng)成論的辯論展開;與此同時，性科學的崛起也意味著性相(sexuality)在個體性別身份建構(gòu)中，益發(fā)成為關(guān)注的焦點，益發(fā)成為與(生理)性征(sex)、(社會)性別(gender)鼎立而論的重要組成。本文擬以同為1928年出版的《孤寂深淵》和《奧蘭多》為文本依托，由此一窺20世紀初期英國社會復雜的性別觀念;論文并采朱迪絲・巴特勒的性別操演理論(gender performativity)為視角，對比探討這兩本小說在建構(gòu)主體性別與性身份上的不同側(cè)重策略。本文認為，《孤寂深淵》欲以“性倒錯論”科學話語為同性戀者開脫污名，塑造了20世紀英國社會第一個公開的女性性倒錯者形象，但是其主人公仍深困在僵滯的二元性別規(guī)范中，無法提供性別身份平等的啟示。而《奧蘭多》以主人公變性、變裝等荒誕的情節(jié)刻意錯置了性征、性別和性相，挑戰(zhàn)了異性戀規(guī)范所強制框定的三者對應關(guān)系，從而建立了一個性別意識流動、性別身份寬容的烏托邦。

　　〔關(guān)鍵詞〕2015征文投稿, 社會性別,性相,性別操演,變裝,《孤寂深淵》,《奧蘭多》

　　〔基金項目〕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傳承與創(chuàng)新：當代英美文學經(jīng)典重寫的要義與策略探討”(KBH3152525)

　　〔作者簡介〕盧麗安，復旦大學外文學院副教授，英國格拉斯哥大學英國文學博士，中美富布賴特訪問學者;

　　鮑 英，復旦大學外文學院碩士，上海 200433。

　　一、西方性別觀之形成

　　性別觀的形成自古至今都是基于生理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 essentialism);生理決定論者認為自然決定思想，因此男人與女人的生理差異決定了男女不同的社會地位和角色;在這個觀念里，生理性征(sex)的特點被理解為是合理導致個體社會性別(gender)規(guī)范的前提，二者應該重合。然而，我們以為沿襲已久的性別二元論――“男女有別”――卻是近代以降的觀念：西方古典時期乃至近代的性別觀，基本上認為男女生理性別的趨同性大于差異性，男女差不多是一樣的，只不過男性比較優(yōu)越。如，亞里士多德認為，女人由于缺乏熱量而未能將經(jīng)血轉(zhuǎn)化成更完美的精液，在受精懷孕過程中，男人的精液決定了嬰兒的形體和精氣，而女人只提供胚體孵化的溫床和養(yǎng)分�！�1〕古羅馬醫(yī)學家蓋倫(Galen of Pergamon)遵循這個觀點，認為女人基本上就是男人，但由于缺乏某種熱量，女人的部分器官沒能像男人的那樣長到身體外部來。當代醫(yī)學史學者拉奎爾(Thomas Laqueur)將這個影響深遠的古典性別觀總結(jié)為“單性模式”(one-sex model)，即人類只有一個常態(tài)性別――男性，而女性是未發(fā)育完善的男性�！�2〕“單性模式”的必然推論曰女性是男性的低級版本，這個觀點在后來的西方基督教傳統(tǒng)中又因原罪典故等宗教詮釋而被加固，于是出現(xiàn)了所謂女性本質(zhì)低等、罪惡的認識。

　�、�“sexuality”的中文譯法是學界與譯界一個難題，因為這包含的意義源自太多方面，有個體生理與心理的層面，更有文化與社會的層面。較常見的譯法有“性性”、“性存在”，或者是“性”。筆者采我國傳統(tǒng)佛教理解，以“相”為包含所有主觀與客觀、能取與所取的執(zhí)著與表征之合，建議把sexuality譯為“性相”。關(guān)于此字譯法的討論，可見彭曉輝“對‘Sex’與‘Sexuality’的討論及其定義中的中文翻譯”，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http：//www.sex-study.org/news.php?isweb=2&sort=134&id=1100。

　　②基督教強烈譴責所有非婚育導向的性行為，也的確有因雞奸罪而受罰處死的案例。但是，學者Halmut Puff指出，宗教改革前的西歐基督教教會基本上并不太涉入跟雞奸罪相關(guān)的法庭審判案例中，而且，世俗法庭以及諸多修道院也少見積極開展肅清雞奸犯的舉動(Puff，165)。也就是說，真正大力度對同性性行為采取規(guī)訓手段的，還是理性啟蒙時期以來的世俗法庭。以英國來說，轟動一時的此類案件莫過于是1895年奧斯卡・王爾德因“行為失當與雞奸罪”而入獄一案。達爾文進化論學說激發(fā)了性科學的興起。進化論謂物種存活取決于大多數(shù)個體的性選擇，而人類的性選擇并非全然與自然選擇協(xié)同一致。性選擇在進化論中的重要，促使向來視性為禁忌的西方社會深入研究人類性相。同時，達爾文進化論的問世也引發(fā)西方對“退化”的恐懼，此焦慮顯現(xiàn)于當時甚囂塵上的優(yōu)生論焦慮：擔憂異族通婚會引發(fā)族裔血統(tǒng)失純、同性情欲不利優(yōu)秀人種傳續(xù)、女性情欲異常引發(fā)的瘋狂不利生育子嗣，等等。就同性情欲研究而論，包括性倒錯論在內(nèi)的早期性科學都以男性為關(guān)注焦點，再加上西方長期把女性視為冷淡的性別，對女性同性情欲較為寬容、甚至漠視，所以男性同性戀行為在入罪化的程度與可視數(shù)量上明顯大于女性同性戀行為。

　　直到18、19世紀，隨著生物學和解剖學日益深入的發(fā)展，生理性別差異成為科學關(guān)注焦點，出現(xiàn)了種種新的研究方法和標準來研究男人和女人的生理差異，并以此作為劃分兩性的界限，現(xiàn)代的“雙性模式”才開始出現(xiàn)。〔3〕盡管如此，生理決定論的性別歧視邏輯仍主宰著“科學啟蒙”后的西方思想。例如，顱骨學家通過收集和分析男人和女人大腦的相關(guān)信息，得出結(jié)論，謂：女人大腦的體積和重量都比男人的小，因此男人比女人更聰明�！�4〕科學的發(fā)展雖帶來了對性別的新認識，卻沒有改善女性在“單性模式”中所處的低下位置，反而為男女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和社會權(quán)利分配的不公再度提供了看似合理的論據(jù)。在性別二元對立觀的影響之下，女性被定位為溫馴、情緒化、性冷淡、意志力薄弱、需要依靠男人保護的“家庭天使”，而男人以體力之優(yōu)勢則被視為具有更高的抽象、邏輯和想象能力，在社會、經(jīng)濟、政治等領(lǐng)域理應享有主導權(quán)力。因此，延續(xù)到20世紀上半葉的維多利亞文化主流性別觀念不但貶抑女性、視性相(sexuality，即，情欲實踐與對象選擇等性的偏好①)為毒蛇猛獸，更在性科學等權(quán)威話語的洗禮之下固化了原有的性別歧視傳統(tǒng)。這個儼然已成為“常識”的性別觀具有下圖“不言而明”的邏輯必然性： 　　 西方男尊女卑的性別觀在19世紀中葉時面臨第一波女權(quán)主義的挑戰(zhàn);這股運動催生了出現(xiàn)于19世紀末反抗父權(quán)社會約束、追求經(jīng)濟獨立的“新女性”(New Woman)，以及20世紀初追求情感自由與性自主的“輕佻女郎”(the flapper)。這兩類非主流的女性都引發(fā)衛(wèi)道之士的攻訐和討伐，但是，就社會倫理威脅指數(shù)而論，被污名化乃至入罪化最深的，莫過于同性戀者。

　　同性情愛現(xiàn)象在人類歷史上長期存在，并在很多特定文化、社會中具有特殊的社會功能。然而，早期基督教文化把所有不以生育為目的的性行為統(tǒng)稱為“雞奸”，視其為悖離自然的行為，是淫褻罪。中世紀以來，雞奸者要遭受重懲，甚至可被宗教法庭處以死刑�！�5〕

　　基于達爾文學說與當時醫(yī)學科學的基礎(chǔ)，興起于19世紀末期的性科學(sexology)旨在科學地研究人類的性相。②西方性科學肇興伊始，關(guān)注的就是被入罪化最深的男同性戀情況，只不過當時還不存在“同性戀者”這種性別化了的身份概念，當時的性科學家是以“性倒錯”(inversion)這個觀念來理解同性戀。比如，于1870年首開研究男性同性情愛先河的烏爾利克斯(Karl Heinrich Ulrichs)認為(男)同性戀是只有少數(shù)男性才會有的特定性行為。他把男同性戀理解為性別倒錯――愛男人的男人，是具有男性身體但女性靈魂的人。①接下來，克拉夫特-埃賓(Richard von Krafft-Ebing)把錯綜復雜的人類性行為進行分類、命名，奠立研究異常性行為、變態(tài)性認同的基礎(chǔ)。他基于達爾文學說關(guān)于性選擇與自然選擇的關(guān)聯(lián)，把同性情欲視為病態(tài)與退化，而非犯罪行為;同時，他也開始關(guān)注女性性功能評估、女性陽剛氣質(zhì)(female masculinity)和女性同性情欲�？死�夫特-埃賓雖然力促性別觀改革，但是他推動同性戀“去罪化”的代價卻是將其“入病化”。②由此可見，從19世紀中后期開始，醫(yī)學和性科學話語開始將同性情愛解讀為一種變態(tài)、異常的心智或人格的外在表現(xiàn)，而不僅是一種行為�！�6〕這正如福柯所總結(jié)：“19世紀同性戀者除了成為一種生活類型，一種生活方式，以及在一種輕率的解剖學和可能在一種神秘的生理學伴隨下的一種生物形態(tài)學以外，還成為一種人品、一種病歷和一種成問題的童年時代”，“當同性戀從反常性行為實踐被轉(zhuǎn)位到一種內(nèi)在的兩性同體，一種心靈的兩性共存時，它便以性狀態(tài)的一種形式出現(xiàn)�！惨郧暗摹澈媚酗L者只是暫時的錯亂;同性戀者現(xiàn)在則已成為一個種類”�！�7〕

　�、贋鯛柪�克斯維護同性戀者的權(quán)益，主要是基于公民權(quán)的考量：統(tǒng)一后的德國采普魯士法作為通行法，而不同于大部分其他日耳曼公國通行的法，普魯士法懲戒(男)同性戀行為，故烏爾利克斯的性倒錯理論主要是要援引古典時期的同性交誼文化風俗，以此構(gòu)建公開的同性情欲空間，尤其是捍衛(wèi)男同性戀者的公民權(quán)利不可因其情欲認同而被歧視。參見Heike Bauer. English Literary Sexology： Translations of Inversion，1860-1930， N.Y.： Palgrave Macmillan ， 2009， pp. 21-27.

　�、诳死�夫特-埃賓認為性倒錯有兩種情況：一為“反常”(perversion)，即天生的同性情欲傾向;另一為“變態(tài)”(perversity)，即后天刻意而成的病態(tài)行為。他認為這二者本質(zhì)上有所不同，但在表態(tài)區(qū)分上，卻并非涇渭分明。參見Heike Bauer. English Literary Sexology： Translations of Inversion，1860-1930，pp.28-32.

　　19、20世紀之交的英國視同性戀者為道德敗壞之人，并以法律施以懲處。為了洗滌同性戀的妖魔色彩，當時西方的性科學以性倒錯理論來解釋同性情愛。性倒錯理論認為性倒錯是與生俱來的：“性倒錯者”是性征與性別錯亂、不一致的人;所以，在同性戀者中，真正的性倒錯者是陰柔的男人(和陽剛的女人)，而愛男人的陽剛男性(以及愛女人的柔雅女性)就沒有性倒錯的問題。由此可見，性科學家們試圖在男性/女性和男子氣概/女子氣質(zhì)二元對立的基礎(chǔ)之上構(gòu)建出一個突兀倒錯的性別范式，這個分類法的前提仍是異性戀性別觀：生理性征“應”主導社會性別與情欲對象選擇;這個范式仍然把個體的社會性別和性相混同對待�！�8〕當代學者指出，在20世紀初的語境里性倒錯的定義莫衷一是，它指涉的不僅有性別認同倒錯，還有性取向倒錯。但是，在現(xiàn)實情況里，把“性倒錯”等同于同性戀(homosexuality)是不嚴謹?shù)模?ldquo;同性戀”只說明了同性性對象選擇，而“性倒錯”這一寬泛觀念則可包括同性戀、變性者、易裝癖者等等在內(nèi)的一系列反常的社會性別行為�！�9〕作為權(quán)威話語的性科學，其實是以科學語言轉(zhuǎn)譯了當時英國乃至歐洲社會對于包括性別認同與性取向認同在內(nèi)的性別身份之變動滌蕩的不安感〔10〕;性科學的目的，不但是具體研究人類性行為(做什么)，還為人類的性心理(為什么)以及社會性別角色(應該怎么樣)提供了科學詮釋。

　　二、孤獨的性倒錯者：《孤寂深淵》與酷兒情欲

　　拉德克里夫・霍爾(Radclyffe Hall)于1928年出版的自傳色彩濃厚的小說《孤寂深淵》(The Well of Loneliness)首次公開長期隱匿的女性同性戀現(xiàn)象，確立了英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大膽出柜的女性性倒錯者形象。小說在出版后的短短四個月里就被扣上淫穢罪名而遭到查禁，引起社會的廣泛熱議和關(guān)注。筆者以為，《孤寂深淵》內(nèi)容大膽，然霍爾因不假思索地運用當時甚囂塵上的性科學話語，沒有避免掉性科學內(nèi)蘊的男/父權(quán)意識異性戀規(guī)范，以致未能給包括性倒錯者在內(nèi)的性少數(shù)者開拓出一隅喘息的空間。 　　性學家們認為性倒錯是天生的;他們根據(jù)社會性別實踐的偏離程度將女同性戀者分為四個等級，其中第一級所具有的男性氣質(zhì)最少，而第四級則是徹頭徹尾的性倒錯者，“這種女性所具有的唯一女性氣質(zhì)就是她們的生殖器，在思想、情感、行為，甚至外表上都與男人無異”�！�11〕這個觀點成為解開《孤寂深淵》主人公斯蒂芬・戈登性別身份的密鑰，她被刻畫成當時性科學分類中的第四級性倒錯者：一個深陷在女性身體里的男性靈魂，孤寂地企求社會的同情和接受。斯蒂芬生就一個寬肩窄臀的男性化身材，她的外貌也酷似父親，甚至在她母親看來，斯蒂芬是戈登先生的“遭到閹割的復制品”�！�12〕除了外貌特征，斯蒂芬在言行舉止、興趣愛好、情欲指向等方面都與男子無異，例如，她熱愛騎馬、擊劍，愛穿男服，痛恨女士的衣物服飾。斯蒂芬甚至宣稱自己是男性。當斯蒂芬意識到異性戀社會對她的敵意時，她困惑了;而年輕小伙馬丁向她求愛，也讓她反感、迷茫。飽覽叢書的戈登先生出于愛和懦弱不敢告知斯蒂芬是性倒錯者的真相，一直到他過世后，斯蒂芬從他的性科學叢書閱讀批注中才明白自己的性別真相。通過這樣的情節(jié)設(shè)計，霍爾將斯蒂芬塑造成一個天生的、無辜的性倒錯者，而不是個墮落的、道德敗壞的同性戀者，從而為其爭取社會同情。

　　在《性別麻煩》中，朱迪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扮裝”(drag)是對社會性別的戲仿(gender parody)，它“隱含透露了社會性別本身的模仿性結(jié)構(gòu)――以及它的歷史偶然性”;這也是說，“扮裝”顛覆了異性戀規(guī)范，顯示了社會性別的其他可能性�！�13〕但斯蒂芬一貫的男裝打扮卻不具有顛覆意義�；魻栒J為，社會性別模式――比如衣著習慣――都是天生而非社會建構(gòu)。異性戀主義認為社會性別與性相具有一致性，以異性戀為常態(tài)的主流社會為男性和女性分配了不同的著裝風格，以便于分辨人的生理性別和性相;在霍爾看來，斯蒂芬的男性化衣著風格和行為模式便足以為她對女性的情欲正名。再者，依據(jù)當時的性科學理論，霍爾和斯蒂芬均認為具有女性氣質(zhì)的女性并不是性倒錯者，她們是無法對同性產(chǎn)生欲望的;在小說中，溫柔體貼的瑪麗主動向斯蒂芬熱情示愛：“我唯一在乎的就是你，就是現(xiàn)在這樣的你――就像你現(xiàn)在這樣，我愛你!”〔14〕但斯蒂芬堅信社會性別與性相的一致連貫，認為自己“應”是男性，所以愛上女性是理所當然;可是，嬌弱婀娜的瑪麗必定是異性戀者，所以，瑪麗對她/他的愛不過是一段受戰(zhàn)爭影響、終會逝去的短暫迷戀，不是真愛。霍爾對性倒錯理論的執(zhí)著揭露了當時性科學話語在對性征=性別=性相的理解上充滿模糊矛盾，小說中斯蒂芬便糾雜在這三者的不對應突兀中。當時西方性學話語并未區(qū)分社會性別和性取向/性相，而霍爾將女性的陽剛氣質(zhì)和女同性戀(female homosexuality)混為一談，深陷在異性戀主義強制要求社會性別與性相一一對應的泥潭里。異性戀主義不止要求社會性別與性相一致，還認為此二者應與生理性別協(xié)同一致，而這正是斯蒂芬痛苦絕望的根源。男性服飾固然可以讓斯蒂芬喬扮成男性，并試著說服社會將斯蒂芬“解讀成”一位性倒錯者，然而，服飾畢竟無法改變斯蒂芬的生理構(gòu)成。于是斯蒂芬的身體與異性戀社會準則格格不入。她痛恨自己的身體，因為她本人也深信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性相應當一致，自己是一個被困在女性身體里的男人。

　　斯蒂芬接受并相信異性戀規(guī)范，她不但痛恨自己的身體，還頻繁表達出對異性婚戀和生育的渴望。在斯蒂芬眼里，異性戀者是單純體面的人，“一對并不顯眼的未婚夫妻”“在她那羨慕的眼光中竟賦有了不可思議的光榮和自豪”�！�15〕�？轮赋�，關(guān)于婚姻的法律是西方設(shè)計來抑制性的體系之一。〔16〕生育繁殖是異性戀主義的終極目標，而異性戀婚姻是控制和保證繁殖的唯一合法手段，通過一代代的實踐和重復，婚姻和生育已成為社會情感關(guān)系規(guī)范的神圣目標，斯蒂芬正是深陷在這樣的異性戀社會規(guī)范中。

　　《孤寂深淵》出版時請到當時英國著名的性科學家靄理士(Havelock Ellis)作序，由此以及從該小說里我們可以梳理出霍爾意欲援借性科學性倒錯話語為自己(以及同性戀者)爭取社會空間的意圖�！�17〕霍爾的傳記作家指出，霍爾通曉德語，而且熟讀德國性科學的諸多著述，她筆下的斯蒂芬儼然成為性科學中“性倒錯者”的代言人;透過《孤寂深淵》，專業(yè)艱澀的日耳曼性科學學術(shù)話語被轉(zhuǎn)譯為通俗易懂的文學人物并推介給廣大的英語讀者。但是，斯蒂芬這個女性性倒錯者畢竟不同于大眾想象的男性性倒錯者：在霍爾筆下，男性性倒錯者/同性戀者大多被負面地塑造成酒鬼、病人、癮君子、偷情者等墮落無望的形象;這是出身上流、過著體面生活的斯蒂芬無法與之認同的性倒錯社群;學者鮑爾(Heike Bauer)因此稱斯蒂芬為“女性超倒錯者”(female super invert)�！�18〕女性主義學者麗奇(Adrienne Rich)指出，強制性異性戀規(guī)范使得大量的、包括女權(quán)主義立場的學術(shù)著述文字完全忽略女同性戀的存在，因此，把性相這個概念加入到生理性別/社會性別的分析體系里更能豐實此辯證范式�！�19〕“性相”不僅只是性行為，而是“有強烈感情聯(lián)系的親密接觸”〔20〕，是包括性取向、性沖動、性行為等在內(nèi)“潛在而巨大的欲望領(lǐng)域”�！�21〕也就是說，只基于“生理性別/社會性別”的話，我們無法理解《孤寂深淵》中斯蒂芬之孤寂所在。麗奇認為斯蒂芬首先就否定自己是女性、失去了來自女性的支持，而又無法與男性認同，所以也就不具有可以改變社會性別關(guān)系的力量�？梢哉f，斯蒂芬一方面堅信性別二元論框架之下的性別價值，同時她/他又無法在此框架下為性倒錯者突破出一片社會空間;斯蒂芬的酷兒使命因此受縛于這道無法疏解的第22條軍規(guī)上。 　　三、顛覆異性戀規(guī)范：《奧蘭多》與性別操演

　　《奧蘭多》(Orlando)是伍爾夫獻給她的同性情人V. 薩克維爾-韋斯特(V. Sackville-West)的作品。它集傳記、史記、小說的風格為一體，描述了一位才貌兼?zhèn)涞哪贻p人奧蘭多從伊麗莎白一世治下到1928年四百多年間的生活、愛情、思考和身份轉(zhuǎn)變。伍爾夫通過主人公變性、扮裝等種種荒誕不經(jīng)的情節(jié)，表達了與霍爾截然相反的性別觀�！豆录派顪Y》中斯蒂芬的扮裝是為了成為世人眼中的男人，她渴望改變自己的生理性別，但奧蘭多的扮裝卻挑戰(zhàn)了異性戀主義生理性別決定社會性別的觀點，揭示了社會性別并非天生，而是流動可變的�！秺W蘭多》的敘述者稱，“服飾不僅僅為了保暖，它們具有更重要的職責。它們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和世界對我們的看法”�！�22〕敘述者一針見血地指出服飾的管制和規(guī)訓作用：“是服飾穿戴我們，而不是我們穿戴服飾;我們可以將它們做成胳膊或胸膛的形狀，但是它們卻以它們喜歡的方式鑄造了我們的心理，我們的大腦，我們的語言”�！�23〕通過世代的重復實踐，服飾成為性別的社會符號，人們自然地將某種風格的服飾與特定的社會性別聯(lián)系起來，并隨之輕松推導出服飾遮蓋下的生理性別。這正是異性戀主義的公理。在《奧蘭多》中，中性服飾打破了異性戀主義透過服飾具化主體性別意識乃至情欲選擇的強制建構(gòu)。例如，當奧蘭多初次邂逅莎莎時，盡管奧蘭多無法從后者寬松的外衣及褲子直觀區(qū)分她的性別，但是他仍感受到某種吸引力�！�24〕另外，變身為女人后的奧蘭多經(jīng)常男裝喬扮外出獵艷，贏得女子秋波頻送，這也暗示出把社會性別等同為生理性別并由此引導出異性戀情欲合理性的荒謬邏輯。

　　巴特勒認為在身體里并無一個性別化了的自我意識可以決定人的社會性別模式，性別是可以被重復、正在被重復的“身體風格，一種‘行為’”。〔25〕奧蘭多變性后，其思想和舉止并沒有立刻改變，這暗示生理性別并不能決定社會性別;但生理性別的改變確實改變了奧蘭多的未來。敘述者指出，女性的奧蘭多回到英格蘭之后，變得像女人了，這表現(xiàn)在她對智識精神不似以往戮力追尋，而是轉(zhuǎn)求外表虛榮。這些變化是社會性別的規(guī)訓結(jié)果：女人優(yōu)雅的舉止、美麗的外表并非天生或由身體決定的，而是通過“最枯燥乏味的紀律”習得的。由于受性別身份規(guī)約，人們按照異性戀規(guī)范行動，從而又使性別身份的建構(gòu)性看似天生真實;而未能實踐異性戀規(guī)范者則會受到社會的歧視和懲罰。重復和懲罰遮蓋了性別的操演性，使所謂的“正常”成為真實�！�26〕正是由于社會懲罰的壓力，奧蘭多被迫去滿足社會期待，變得更加女性化。

　　巴特勒認為，如果社會性別不是由生理性別決定，而是為異性戀主義服務的社會建構(gòu)，扮裝便立刻成為對性別的戲仿;扮裝體現(xiàn)了“生理性別與表演、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社會性別與表演之間的錯置”，這種錯置“構(gòu)成了身份的流動性，意味某種可以重新意指以及語境重置的開放性”。〔27〕性別的二元對立在人們的世俗生活中被不斷重復和實踐，從而產(chǎn)生了性別內(nèi)核的假象，即一個人生來就具有某種性別內(nèi)核，它決定了人的社會性別實踐和情欲指向。巴特勒認為，人的性別實踐實際上并非一個先在的性別化自我的表達，而正是身體風格/程式化的實踐造就了性別化自我的假象。因此，奧蘭多的扮裝不僅顛覆了生理性別決定社會性別的異性戀公理，也展示了社會性別流動的可能性，解構(gòu)了異性戀主義男性氣質(zhì)與女性氣質(zhì)的二元對立。除了打破社會性別的二元對立，《奧蘭多》也向讀者展示了性相的復雜性和可變性。奧蘭多，無論在生理上是男是女，都表現(xiàn)出了復雜的情欲――男性的他雖逐蜜花叢，也不免被雌雄莫辨者吸引;變性為女性的她，卻仍然動心粉黛。這可說明在身體里并無一個能看穿身體外部的偽裝，而將人的情欲準確無誤地指向另一性的性別化了的自我。變成女人后的奧蘭多仍愛慕女性，可是，當維多利亞式“時代精神”誘使她尋覓丈夫時，她迅速愛上了夏爾默丁船長并與他訂婚。

　　身為女性的奧蘭多還通過扮裝扮演了種種不同的性別角色，顛覆了異性戀主義關(guān)于性相的二元對立，挑戰(zhàn)了生理性別決定性相的異性戀主義觀點。《奧蘭多》體現(xiàn)了伍爾夫獨特的性別觀念：雌雄同體(androgyny)。在伍爾夫筆下，這個觀念指的是結(jié)合兩性的氣質(zhì)并由此得以將文學創(chuàng)作的潛能發(fā)揮到極致�！�28〕這個觀點雖然主要見于1929年的《一間自己的屋子》，但是，在早一年發(fā)表的《奧蘭多》中就已可見一斑。就性征而言，奧蘭多雖然經(jīng)歷了生理變性，從男性變?yōu)榕�性，但是，�?她的心性氣質(zhì)乃至身體都被描寫為糅合了男人的力量和女人的高雅。奧蘭多的神秘變性是伍爾夫?qū)ι�理性別的強制鉗制的刻意抵觸。奧蘭多在君士坦丁堡的政變中昏睡了七日，醒后發(fā)現(xiàn)自己變成女性。盡管這在生物學家看來是十分荒謬的，但敘述者告訴我們，奧蘭多根本沒表現(xiàn)出任何反常的跡象�！�29〕奧蘭多對于自己變性的輕松態(tài)度與《孤寂深淵》中斯蒂芬對自己身體的痛恨形成了鮮明對比。奧蘭多變性的情節(jié)并不意味著伍爾夫否認生理差異的存在或真的認為生理性別可隨意改變。學界認為，奧蘭多的變性情節(jié)，一方面是伍爾夫為了避免書中涉及異常、甚至被認為是變態(tài)的情欲刻畫而導致作品被查禁所采取的手段〔30〕，另一方面，這表明了伍爾夫故意忽略生理性別而使社會性別和性相得以自由表達的意圖：《奧蘭多》“戲謔地設(shè)想了一種超越身體性別的身份”�！�31〕這種超越駁斥了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或性相之間的一一對應關(guān)系。

　　奧蘭多展示的社會性別與性相的多重可能性也是雌雄同體性別觀念的重要內(nèi)容。《奧蘭多》的敘述者說，“盡管性別不同，但它們混雜在一起。在每一個人身上都發(fā)生由一個性別到另一個性別的擺動”�！�32〕奧蘭多雌雄同體的具體表現(xiàn)是多樣化的。凱威拉(Karen Kaivola)指出，“如果奧蘭多的身份是雌雄同體的，那么這雌雄同體是動態(tài)的，而非靜態(tài)的：呈現(xiàn)的不是融合對立面的綜合體，而是無秩序的雌雄混雜”�！�33〕這種“無秩序的雌雄混雜”表現(xiàn)在奧蘭多的多個“自我”中，哪種自我的出現(xiàn)以及奧蘭多雌雄同體的某種具體表現(xiàn)與生理性別毫無關(guān)系，而是由任意特定的環(huán)境和氛圍決定的。 　　伍爾夫反對異性戀主義根據(jù)生理差異武斷地劃分兩性，因為這種劃分具有管制和規(guī)訓作用。變性后的奧蘭多回到英格蘭，意識到異性戀主義對女性的壓迫，情愿回到吉普賽人中去，因為他們的服飾不具有明顯的性別指示，而且吉普賽社會中男女性別界限模糊。實際上，吉普賽人的社會是伍爾夫建構(gòu)的、用以實現(xiàn)她雌雄同體性別觀的無性別烏托邦。無性別社會并非指一個否定性征差異的社會，而是指在這個社會中，沒有性別區(qū)隔意識，沒有基于生理差異的兩性氣質(zhì)劃分或是行為規(guī)范。如果生理性別的二元對立能被消解，那么也就沒有硬性重合的社會性別和性相的統(tǒng)一邏輯，因為異性戀主義所認定的社會性別及性相的二元對立是基于生理差異的。因而，在這個無性別烏托邦中，雌雄同體的人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是思想自由的個人。在這一點上，伍爾夫預見了后現(xiàn)代女性主義者莫妮可・威蒂格(Monique Wittig)的重要論點：人類新的個人的定義只能在生理性別分類(男性和女性)之外找到，個人化主體的到來首先要求摧毀生理性別的分類。〔34〕

　　四、性科學之后的性別身份建構(gòu)

　　“性別”，這個問題是西方婦女解放運動的辯證核心。自19世紀婦女運動以來，性別的界定以及個體性別觀之形成，就長期局限在生理決定論和文化養(yǎng)成論的辯戰(zhàn)中，導致女權(quán)主義運動產(chǎn)生分歧：平等論者(equality feminism)力倡不可因男女微乎其微的生理差異而形成兩性在社會文化中的差別對待;差異論者(difference feminism)則強調(diào)兩性有別，女性更應因其生養(yǎng)后代的命途而被給予社會福利照顧。這兩個看似對立的陣營均普遍接受異性戀――婚姻與生育――做為女性的必然生命選擇。盡管在第一次女權(quán)運動的浪潮之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國社會在性別身份意識上有所松動解綁，但是主流性別觀念仍是傳統(tǒng)的、簡單的二元論。長期以來的西方文化遵循男女性別二元論，在異性戀規(guī)范觀中強制地把性征、性別、性相混同合一。在20世紀后期，這個不言而明的假設(shè)被解構(gòu)主義女性主義以及性別研究學者駁斥;他們提出，個體的性別身份認同并不是只有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這兩個維度，我們還需關(guān)注被長期裹挾在個體性別意識里的性相維度。

　　興起于19世紀后期德國的性科學對非常態(tài)性行為的深入羅列與研究無不反映了當時西方對性的焦慮與不安;比如，社會對兒童與童年的建構(gòu)管束便圍繞兒童性心理以及青少年性相等議題;對女性瘋狂(歇斯底里)的研究離不開對女性性相的想象刻畫;針對女權(quán)運動風潮下的性別意識變化引導出種種涉及有違主流性別價值的性別身份或是行為的研究――這些都是性科學覆蓋的范圍。〔35〕到了20世紀，英格蘭承繼德國成為性科學的發(fā)展重鎮(zhèn);弗洛伊德把性科學的研究方向從“行為”轉(zhuǎn)向“驅(qū)動心理”，把性相的研究意義推向人類心靈的深層次;與之同時，靄理士于1897-1910年在英國出版了六卷《性心理學》(Psychology of Sex)，其首卷就“性倒錯”展開對人類同性性行為、性心理的探究。靄理士一方面為同性情欲“去病理化”，另一方面也為女性性相爭取了“可視化”的積極意義。〔36〕正是在這個性別觀念的轉(zhuǎn)變折點，霍爾與伍爾夫不約而同地刻畫非同于常態(tài)的女性酷兒情欲，她們的酷兒書寫展示了傳統(tǒng)性別觀(性征=性別=性相)的錯裂，揭明了現(xiàn)代性別意識(性征/性別/性相三維度糾合)正日漸萌生。緊接其后的女性主義者在20世紀中期建立的生理性別/社會性別(sex/gender)理論體系是對傳統(tǒng)性別觀的理論撥正�！�37〕生理性別指涉男女的生理差異，而社會性別是社會對于生理性別的解讀，是社會根據(jù)生理差異而賦予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社會角色、行為規(guī)范等。生理性別/社會性別的區(qū)分有利于女性主義者為女性團體爭取社會權(quán)利，但這種區(qū)分無法解釋為何一些女性會深受同性吸引。

　　巴特勒的性別操演理論顛覆了異性戀規(guī)范。巴特勒認為性別并非天生，而是為“異性戀和陽具邏格斯中心主義的權(quán)力體制”服務的社會虛構(gòu)，是“規(guī)訓性的社會性別生產(chǎn)，為了在生殖領(lǐng)域內(nèi)對性欲實施異性戀的建構(gòu)和管控，而使社會性別獲得某種虛假的穩(wěn)固性”�！�38〕巴特勒指出，“性別是一貫隱藏它自身的創(chuàng)生的一種建構(gòu);它是心照不宣的集體協(xié)議，同意去表演、生產(chǎn)以及維系明確區(qū)分的、兩極化的性別的文化虛構(gòu)，而這協(xié)議被那些產(chǎn)物外表的可信度――以及一邊等著伺候那些不愿意相信這些產(chǎn)物的人的處罰――所隱蔽;這建構(gòu)‘迫使’我們相信它的必要性和天生自然的本質(zhì)”�！�39〕巴特勒的理論為同性戀者、性倒錯者等性少數(shù)者的自我定位提供了積極的啟示。近來西方醫(yī)學界開始駁斥以性征作為性別基礎(chǔ)是“天經(jīng)地義”的可靠準則。醫(yī)學研究表明，生理上的兩性差異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客觀事實，相反地，兩性差異出于兩性相同的基礎(chǔ)，并在個體的早期生命發(fā)展過程中有不同的任意決定因素。〔40〕染色體的性基因差異就可能導致性別分化失常，胚胎發(fā)育過程中荷爾蒙會影響性別的分化，這些也都可能導致胚胎乃至個體的生殖器官發(fā)育不全或是性征不明顯;并且，青春期的荷爾蒙作用也會影響個體的性征顯現(xiàn)�！�41〕亦即，以性征來強行定義性別歸屬――更別說是情欲傾向――是有待商榷的。時至今日，部分國家出現(xiàn)符合醫(yī)療條件的變性手續(xù)合法化、同性戀除罪化、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乃至德國已經(jīng)立法實施的、針對性征不明顯的新生嬰兒設(shè)立一個獨立于“男性”、“女性”的第三性別等等性別身份構(gòu)建變化，都說明了性別意識有其錯綜復雜的內(nèi)蘊糾葛與社會文化影響。

　　本文介紹了20世紀30年代英國性別觀念經(jīng)受的變化以及英國社會對同性愛的解讀，從性征、性別與性相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扮裝”、以及“性別操演”的能動含義探討了《孤寂深淵》和《奧蘭多》的性別意識構(gòu)建策略。這兩部小說從不同的角度講述故事主角力圖掙脫性別強制規(guī)束、營造主體身份空間的過程。本文認為，霍爾在《孤寂深淵》里為公眾展示了第一個女性性倒錯者，但是，這是一個被性別二元對立論夾擊的“不男不女”的人。在霍爾之前，19世紀末期的英格蘭新女性作家就已經(jīng)挪用性倒錯理論來為“新女性”那不守成規(guī)、驚世駭俗的行徑開脫：這些新女性正是因為性別氣質(zhì)倒錯了，所以才有想要同男性一樣追求智識教育、體能活動、社會涉入的欲望。1928年之后，性倒錯論的影響日漸式微;再者，性倒錯論認為，就同性性吸引的案例來看，被倒錯了的是具女性氣質(zhì)的男同性戀者(偽娘)，以及具男性氣質(zhì)的女同性戀者(女漢子)的性別，而非他們的情欲指向;性倒錯論仍緊密依附在性別二元論這個大框架，它顯然無法解釋為何正常人(如，正常的男人)會被同性吸引。再者，對女性來說，把性倒錯理論等同于女性同性戀情況并不恰當：19世紀末期的“新女性”――穿褲裝、吸煙斗、追求智識獨立的“女漢子”、“鐵娘子”(mannish woman)――無不借助寬泛的性倒錯理論來爭取性別平等、社會平等。〔42〕《孤寂深淵》雖然利用了當時前沿的性科學理論為女性性倒錯者申訴，然此身份定位卻深困在異性戀規(guī)范中：斯蒂芬的扮裝是為了遮掩自己痛恨的身體，她/他順從異性戀規(guī)范，并未能給包括性倒錯者在內(nèi)的性少數(shù)開創(chuàng)出性別空間。對女性而言，性倒錯論中的性別倒錯觀是解放女性束縛的工具，借此可以爭取社會平等、性別平等;但是，性倒錯論中無法自圓其說的性相倒錯(同性戀)卻無法讓大多數(shù)女性得到性平等�！豆录派顪Y》里的斯蒂芬自認是性別倒錯者，是愛女人的、錯生為女人但應該是男人的人，而不是愛女人的女人。相反地，《奧蘭多》以主人公變性的荒謬情節(jié)揭示了異性戀規(guī)范的武斷及其管制作用：奧蘭多通過扮裝展示了社會性別及性相的多變和流動，顛覆了生理性別、社會性別與性相一一對應的異性戀規(guī)范，設(shè)想了一個能超脫刻板性別意識規(guī)訓的、充滿各異情欲可能的性別與性相寬容的烏托邦。盡管這個烏托邦仍流于幻想，但伍爾夫的雌雄同體的性別糅合觀念不但為當時的酷兒群體們提供了更為可取的性別身份空間創(chuàng)建策略，也預示了21世紀西方社會更為寬松、寬容的多元性別身份構(gòu)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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