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文學論文投稿期刊推薦《作家》（WriterMagazine），主辦：吉林省作家協(xié)會，周期：半月，出版地：吉林省長春市，語種：中文，開本：16開，國際刊號ISSN1006-4044國內(nèi)刊號CN22-1028/I，郵發(fā)代號：12-1，歷史沿革：現(xiàn)用刊名-作家曾用刊名-長春，創(chuàng)刊時間：1956。
　　摘要：蕭紅在其一生艱難坎坷的漂泊生涯中，以女性作家與社會弱者的雙重身份和獨特視角觀察社會、體驗人生。對中國社會長期存留下來的社會積弊及對底層人民從精神到肉體的摧殘、虐殺。作了淋漓盡致的描寫，對底層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平民人物以及他們的不幸與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時也表現(xiàn)了他們的愛和抗爭，表現(xiàn)了作家心靈歷程中對人類精神自由、平等、和諧的向往與追求。蕭紅創(chuàng)作中的生命體驗、情感激流和歷史感悟，代表了抗日戰(zhàn)爭最艱難時期中國文化人不可規(guī)避的對中國社會文化價值觀念的深層沖突的思考及文化意識的覺醒。

　　關(guān)鍵詞：蕭紅,女性視野,漂泊者,歷史記憶,生命體驗,文化意識覺醒

　　又是一年的“九·一八”紀念日，凡是銘記這段歷史的人們照例都會記得抗戰(zhàn)時期那些為國捐軀的英烈們，記得淪陷地區(qū)那些堅守在思想文化戰(zhàn)線上，宣傳抗戰(zhàn)、鼓勵抗戰(zhàn)的文化人，以及那些無辜蒙受羞辱與災(zāi)難的平民百姓，也會記得蕭紅。

　　蕭紅一生的社會活動和創(chuàng)作的重要時期，正值“九·一八”事件之后中國抗日戰(zhàn)爭最艱苦、最困難時期，也正是在這段時期，她猶如茫茫大海之中的一葉扁舟在這多事之秋的歲月中顛簸、漂泊，一邊舐著心頭的創(chuàng)傷，一邊堅持寫作，艱苦備嘗。正是在輾轉(zhuǎn)流離的一個又一個人生驛站中，她的思想、情感、經(jīng)歷形諸以文字，幻化為她的詩歌、散文和小說。她的創(chuàng)作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早年，學生與少女時代的蕭紅。北方偏僻地區(qū)農(nóng)村的落寞、死寂，家人與族人的敵視、質(zhì)疑和冷落，連及那些有權(quán)勢族人們朱紅大門背后的骯臟丑聞，卑賤的男人和女人們的屈辱和辛酸，都深深地交疊在她的記憶里。蕭紅叛逃，渴望自由，竭立想擺脫這牢獄一般的生活和被折磨的心靈的痛楚。一個女子，一面要同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搏斗，一面又要戰(zhàn)勝淪陷于生活之中的懦弱、畏縮、沮喪的情緒，真是談何容易!心高氣傲，淪落異鄉(xiāng)，饑寒交迫，身無分文，追求獨立自主的人生，卻又身陷絕境，不得已向男權(quán)中心社會作出妥協(xié)，真是生與死的角逐，甚至生不如死。這種以女性的視角表現(xiàn)對生活的感受及對社會的深刻審視，終于熔鑄成她那表現(xiàn)不甘屈辱而能給人以意志和力量的力作《生死場》。

　　東北淪陷以后，隨著抗日武裝的勃興，東北的左翼文化活動也開始活躍起來。此時生活在哈爾濱的蕭紅開始接受左翼文學的影響，在進步刊物上發(fā)表小說創(chuàng)作，竟一發(fā)而不可收，其中包括后來成為小說《生死場》重要篇章之一的《麥場》、《菜圃》。蕭紅駕輕就熟的題材，她所憶念、感動的一切，無疑是她家鄉(xiāng)的故事，而表現(xiàn)家鄉(xiāng)民眾的不幸、哀婉與抗爭，與新文學運動的旨趣又是那么一致。國破家亡，家鄉(xiāng)人民的生死掙扎，給她以靈感，加深了她深切的時代感受，她一頭沉人了《生死場》的創(chuàng)作。自1933年8月至1934年9月的一年多時間里，蕭紅輾轉(zhuǎn)哈爾濱、青島，完成了《生死場》的創(chuàng)作，1935年底，蕭紅在上海得到魯迅的熱情贊揚和幫助，《生死場》作為“奴隸叢書”之一赫然面世，并得到左翼文藝運動的廣泛關(guān)注�！渡�死場》描寫了“九一八”事變之后，內(nèi)憂外患之中，原本中國北方農(nóng)村貧困、愚昧、饑餓與疾病交加的生存狀況隨著殖民地化的加劇而進一步惡化。蕭紅是躑躅的，她在敘事結(jié)構(gòu)的散漫與跳躍中，展示了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與這一殖民化的深刻過程。她一方面以女性纖弱的心理和發(fā)自內(nèi)心的憤懣與同情表現(xiàn)了封建制度桎梏下落后社會生產(chǎn)方式與社會心理造成的北方農(nóng)村婦女的卑微、懦弱與社會地位的低下。她們生活在世代居住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守著土地，守著自家的牲畜群，生兒育女，生老病死，無怨無悔，甘愿忍受著“命運”的撥弄，而對社會的不公、婚姻的不合理、天災(zāi)人禍，沒有絲毫的抗拒能力。人類神圣的性愛、婚姻與人格尊嚴全然被扭曲了：作品中愛情是沉默的。主人公金枝與成業(yè)的結(jié)合荒蠻和原始，沉醉在未開化的原野中，成業(yè)的勤勞和金枝的天真，伴著寂寞的歌聲穿越林梢……“五分鐘后，姑娘仍和小雞一般，被野獸壓在那里。”這種女性對性愛的感受，象黃昏中看似金黃色的、實質(zhì)是荒蕪的根苗，“黃色的，近黃色的麥地只留下短短的根苗。遠看來麥地使人悲傷……”金枝與成業(yè)結(jié)婚還不到四個月，只聽到成業(yè)整天的謾罵聲。小金枝生出來才一個月，在夫妻倆的吵罵聲中，成業(yè)將小金枝摔死了�；男U原始的情愛演化而來的人性的消失，“母性”也被吞蝕了。“在鄉(xiāng)村，人和動物一起忙著生，忙著死。”每個女人，都如動物般地生育：“另一個產(chǎn)婆來時，麻面婆的孩子已在土炕上哭著，產(chǎn)婆洗著剛會哭的小孩。等王婆回來時，窗外墻根下，不知誰家的小豬也正在生小豬。”…“母性”的消失，還表現(xiàn)在利欲上。金枝的母親把菜價的昂貴看得高于一切：“母親一向是這樣，很愛護女兒，可是當女兒敗壞了菜棵，母親便去愛護菜棵了。農(nóng)家無論是菜棵，或是一株草也要超過人的價值。”…東北三省淪陷，金枝成了寡婦，從鄉(xiāng)村走到哈爾濱謀生，都市不容納，幾乎所有的勞工都是男子，金枝好不容易在大都市找到一個縫紉的工作，令人想不到的這是一個半賣身的職業(yè)，差一點淪人萬劫不復的“性奴隸”的深淵。日寇鐵蹄下的現(xiàn)代都市的惡濁“文明”把古老農(nóng)村一息尚存的“生命的躁動”的權(quán)利與自由也剝奪了。

　　同時，蕭紅在《生死場》中的不凡之處是她超越女性的視野，以雄邁堅毅的筆觸書寫了男人們面對日寇蹂躪的自發(fā)反抗與人格尊嚴。“九·一八”事變后的東北，日本侵略者強迫小村莊的人民群眾離開世代居住的家園，集中到日偽指定的部落，有反抗的就遭毒打和屠殺。對原來的村莊，一律實行“三光政策”。事變以后，日本帝國主義奪去了東北的全部經(jīng)濟命脈，鐵路、航空、銀行等。這就必然激起東北民眾的強烈抵抗。這一歷史真實地反映在蕭紅的《生死場》創(chuàng)作中，“不自由毋寧死”，以李青山為代表的血性男人們聚集在一起“歃血為盟”，拿起武器，聯(lián)絡(luò)“義勇軍”，誓與日寇決戰(zhàn)到底，為作品增添了回腸蕩氣的激越基調(diào)。魯迅贊揚小說中“北方人民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力透紙背”這是對《生死場》主題的最精當?shù)母爬ā?/p>

　　自1934年底蕭紅抵達上海，1935年底在魯迅的關(guān)心和支持下，作為“奴隸叢書”之一的《生死場》艱難面世，蕭紅創(chuàng)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一時期，蕭紅時不時地陷于個人情感的矛盾與糾葛之中，不能自已，加上體弱多病，以及由于時局變遷，短短幾年從上海至北平、武漢、西安、重慶、臨汾，來往奔波，其間因養(yǎng)病又去了日本大半年，最終病卒于香港，始終生活于動蕩之中。但與前一時期不同的是，她并不孤獨了，她有了許多堅實、可靠、關(guān)心、呵護疼愛她的左翼文藝運動的前輩、同志和戰(zhàn)友：魯迅及其夫人許廣平、茅盾、胡風及其夫人梅志，還有柳亞子、丁玲、聶紺弩、駱賓基等。他們使她欣慰、充實，特別是在蘆溝橋炮聲的感召下，她積極投身于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斗爭協(xié)會的事業(yè)中，表現(xiàn)了她少有的飽滿的戰(zhàn)斗者情緒。戰(zhàn)斗的環(huán)境，不容許一個人過度地沉溺于個人纖細的、病態(tài)的傷感里。在生命的最后幾年，她又以女性的視角，從更高的境界與高度去回應(yīng)時代，思考歷史，總結(jié)她所走過的人生歷程與完整的生命體驗過程，這就是史詩性作品《呼蘭河傳》的誕生。

　　《呼蘭河傳》完稿于1940年12月。茅盾稱贊該作品“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呼蘭河傳》是蕭紅自傳性的作品，是中國北方農(nóng)村變遷的歷史面影，而就其創(chuàng)作的文化意義來講，則是那個時代人們精神生活的真實記錄，是真摯感人的歷史記憶，也是作家創(chuàng)作思想的具體體現(xiàn)。

　　作家的創(chuàng)作是一種特殊的精神生產(chǎn)活動，它帶有個人獨特個性與特有的表現(xiàn)方式。蕭紅成長在一個特殊的年代，她在戰(zhàn)亂頻繁、國破家亡、人生漂泊的境遇中感受、體昧五味雜陳的人生世界，而多災(zāi)多難的人生社會反過來又加深和豐富了她的人生思考與人生經(jīng)驗。她生來多愁善感，善于沉思。在她的漂泊生涯中，她別無選擇，她以作家為職業(yè)，可以自由地撰寫、自由地思考，穿越歷史時空，寫她所憶念、感動的一切，舍此，就沒有作為一個作家的蕭紅。作家應(yīng)該生活在他的作品中，蕭紅有著自己的創(chuàng)作理念。她曾經(jīng)說過：“有一種小說學，小說有一定的寫法，一定要具備某幾種東西，一定學得巴爾扎克或契訶夫的作品那樣。我不相信這一套，有各式各樣的作者，有各式各樣的小說o這里顯然包含著一種打破小說固有程式與格局、刻意創(chuàng)新的成熟思想。創(chuàng)作不是宣傳，不是鼓動，不單為了某個狹隘的個人與集團利益，而是要在更高層次上去展示人類苦難、愛與抗爭的基本母題，給人以精神力量。在創(chuàng)作方法的選取上，蕭紅個性的內(nèi)傾的、沉思的、情感的特點，決定了她作品的詩性的、象征的，散文化的特點。在蕭紅飽受苦難、屈辱與坎坷的一生中，她看似柔弱的身軀中卻包藏著一顆不屈的心靈。不管身處何種境地，她腦海中難以忘懷的、她情感深處翻騰著的始終是對故土、祖父、生母的憶念，對故鄉(xiāng)百姓的貧窮、愚鈍、麻木、心靈扭曲而又凄慘的憤懣不平與同情，對北方偏遠地區(qū)及中國整個傳統(tǒng)的封建家族制度與男權(quán)中心社會的黑暗、專制、血腥、虛偽的蔑視和憎惡。魯迅筆下“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獅子似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的象征畫面正是那個黑暗時代的寫照。這種親見、親歷的感受是那樣刻骨銘心、魂牽夢繞和揮之不去。隨著抗戰(zhàn)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在參與抗戰(zhàn)宣傳工作中，前方愛國將士浴血奮戰(zhàn)、可歌可泣的犧牲精神和后方文化戰(zhàn)士聲援前線、宣傳抗日的忘我熱情，令她振奮與鼓舞。另一方面，淪陷區(qū)、國統(tǒng)區(qū)、都市生活、十里洋場各式人等的張皇失措、背信棄義、賣友求榮、市儈習氣令她十分厭惡，并進一步強化了她的情緒感受，撩撥她那敏感心靈的琴弦。愛與憎、屈辱與抗爭、歷史與現(xiàn)實、現(xiàn)時與回憶緊緊地交織在一起，不可遏止。她那活躍的、強健的生命世界、情感世界、精神世界化作激流奔騰不息。她不刻意追求情節(jié)結(jié)構(gòu)的完整，而是通過詩性散文與小說文體的結(jié)合，善于捕捉人、景的細節(jié)，并融進作者體驗，隨物賦形，終于找到一種表現(xiàn)獨特的內(nèi)省經(jīng)驗的情感表現(xiàn)方式，一種獨特的文體結(jié)構(gòu)表現(xiàn)方式，一種獨特的“經(jīng)驗世界”的表現(xiàn)模式。她竭盡全力投身寫作，每一部作品都可視為她的一次深刻的耗盡心神的生命體驗。與她作品構(gòu)思上的自由出入相一致的是文字風格的明麗、凄婉、又內(nèi)含著英武之氣，使作品在內(nèi)容與形式上的完美結(jié)合達到極致。

　　與《生死場》相比較，《呼蘭河傳》在運思上顯得更為深沉和成熟。蕭紅運用傳統(tǒng)敘事結(jié)構(gòu)，精心擘劃，層層深入，登堂入室，由外而內(nèi)，由物及人，由概述到具體入微的描寫展開歷史記憶：寒冬臘月，呼蘭河城這座北方近代小城，它的街道、胡同、商鋪、攤販蕭條冷寞，在寒風中瑟瑟發(fā)抖，卑瑣平凡的實際生活，毫無生氣。蕭紅寫道：“呼蘭河的人們就是這樣，冬天來了就穿棉衣裳，夏天來了就穿單衣裳，就好象太陽出來了就起來，太陽落了就睡覺似的。”小城百姓也有他們“狂歡”的節(jié)日，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燈、野臺子戲，還有四月十八娘娘廟大會等，唯有在這樣的日子里，人們賞燈、看戲、逛廟會、串親戚、回娘家、相親、調(diào)情，其樂無比。然而，這些活動大多數(shù)是為著鬼神，而不是為著人的，未免給人以悲涼、冷森之感。歡愉僅僅來自于一種對于神靈的偶像崇拜。蕭紅在這里既生動地記錄了這些宗教性的鄉(xiāng)情民俗的文化風貌，又深刻揭示了舊中國人們希冀擺脫一種精神枷鎖，不幸又陷于另一種精神桎梏的事實。

　　接著，作者將鏡頭移到呼蘭河城中的“我”的家，“我”的祖父，祖居祖宅、后花園、儲藏室；移到了祖宅出租房的東鄰西舍。在這一部分，作者打開了她的記憶閘門，傾注了她全部的感情，集中描摹了她童年、少年時代天真無邪的眼中所見到、所感受到的一切，詳實地記敘了這里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人和事，構(gòu)成了全書描敘中最令人難以忘懷的部分。祖宅正屋及后花園是“我”童年生活和生長的地方，短暫而歡快的童年刻骨銘心、溢于言表。與周遭貧賤房客們困頓、煩惱的生活不同，這里雖不是鐘鳴鼎食之家，卻還衣食無憂，家境殷實；與大人們專注的那個敬神弄鬼、煙霧繚繞的冷漠世界也不同，這里是一個活生生的、鮮活的、充滿著生氣的世界：始終笑盈盈的祖父，割不斷的祖孫情；花園里的蜂子、蝴蝶、蜻蜓、螞蚱，還有花草、果樹，明晃晃的，紅的紅、綠的綠，新鮮漂亮；在這里盡情地歡奔、雀躍、勞作、獲取真知，一切是那么健康、漂亮、寬廣、繁華。然而，“我”的家又是荒涼的。在靠著大門洞子東西壁的相連的七間破房子，以及之外的其他三間破草房、三間碾磨房卻是另外一番景象，那些租住戶大都是養(yǎng)豬的、開粉房的、拉磨的一些赤貧者。作者這樣描寫他們的境遇：“他們就是這類人，……他們被父母生下來，沒有懷希望，只希望吃飽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飽，也穿不暖。”“逆來的，順受了。順來的事情，卻一輩子也沒有。”當然，也有例外的。粉房旁邊的那小偏房里，住著趕車的老胡一家，這里院子頂豐富的一家，老少三輩，人旺，家風干凈利落，主政的老太太說一不二，頤指氣使，而媳婦妯娌之間也明爭暗斗，各不相讓。蕭紅用極其重要的篇幅詳細描敘了胡家童養(yǎng)媳的慘烈的死：小團圓媳婦終于被接進了老胡家的門，也是踱進了鬼門關(guān)。她還是一個未成年的十二歲的女孩，天真和善，長得高一些，就被認為不合常規(guī)，老廚子、有二伯都以異樣的眼光瞧著她，更不用說那個兇狠的婆婆。進門沒多久，就被婆婆打教，半夜常聽到小團圓媳婦的哭聲。小團圓媳婦真的害了病，就被抬進大缸，用滾熱的水燙，旁邊還站著三四個人把攪起的熱水往她頭上澆。她在掙扎中沒有了力氣。等到她被赤身裸體地拉到床上，婆婆才拉了一張破棉襖給她蓋上。又請了大神、二神用針刺，圍看的人“不下三十個人，個個眼睛發(fā)亮，人人精神百倍”小團圓媳婦死了。兇狠的婆婆心安理得地告白：媳婦的死是與她沒有任何關(guān)系的，她還用高價請了最好的大神、二神來醫(yī)治。至于男仆，例行公事去送葬的老廚子和有二伯，他們對小團圓媳婦的死也沒有絲毫同情，倒是津津樂道地品嘗著齋酒的美味。

　　與小團圓媳婦命運相似的王大姑娘是蕭紅小說中寫得較成功的人物。她和丈夫馮歪嘴子，是一對貧賤夫妻，雖窮，日子倒也美滿。村里人妒忌著，冷嘲熱諷不斷。王大姑娘不知被多少人說過閑話，也許因為她的勤勞招到周遭流氓潑皮的不滿。耳聞目睹的有那些男仆和長舌婦的尖刻之言：老廚子說，她的長相不好，大辮子大眼睛的，姑娘長得像扛工；有二伯說，膀大腰圓的，看上個灰禿禿的磨倌，武大郎玩鴨，啥人玩啥鳥；周三奶奶、楊老太太，加起有三四十個，還有同院住的粉房里的人，沒有一個不說王大姑娘壞話的；有為她作論的，說從小就和男孩子在一塊，沒男沒女，開口罵、舉手打的，嘴也饞；還有的為她作日記的，即使在飄著大白雪的夜，這些人也會躲在馮歪嘴子的窗下偷聽，他們實在是咽不了她們夫妻倆的恩愛，哪怕?lián)频搅阈屈c滴，也要作第二天的騷動宣傳。然而，任憑周圍庸人們的嘰嘰喳喳和指指點點，這對貧賤夫妻照例恩恩愛愛，生兒育女，過著儉省、平靜的日子。雖然王大姑娘最后的歸宿是不幸死于產(chǎn)后病，但卻依然那樣光彩照人。蕭紅筆下的女人們，無論是年老的、年青的，兇狠的、柔弱的，“吃人的”、“被人吃的”，還有那些窮極無聊的看客們，其實都是那個病態(tài)社會的產(chǎn)物、病態(tài)社會的犧牲品。改變社會現(xiàn)狀，打破命運枷鎖，首先需要的是直面人生，撕碎虛偽、愚昧、自欺欺人的面具，樹立起人類真正的人格的尊嚴與力量，促進人類文化意識——人類是文化的創(chuàng)建者——的真正覺醒。在《呼蘭河傳》中的最后一位主人公馮歪嘴子身上，作者寄寓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在磨房里打工的馮歪嘴子，勤勞、樸實、心無旁騖，無論是春夏秋冬，還是在那永遠是黑沉沉的、風雨不透的磨房里拉磨、打梆、撒年糕，又推著單輪車上街吆賣。既沒有街坊中好事者說東道西的閑情逸致，也沒有長舌婦們惡語相加、使壞性子的本事。他的正直、憨厚，贏得了同院老王家的大姑娘的愛情，也招致了左鄰右舍的議論，然而，他全不理會。當妻子扔下兩個孩子撒手人寰，東鄰西舍都說馮歪嘴子這回可非完不可了，那些好看熱鬧的人，都在準備著看馮歪嘴子的熱鬧，他仍全然不顧，“并不象旁觀者眼中的那樣的絕望”，“他在這世界上他不知道人們都用絕望的眼光來看他，他不知道他已經(jīng)處在了怎樣的一種艱難的境地。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經(jīng)完了，他沒有想過。”“于是他照常地活在世界上，他照常地負著他那份責任。”也許，馮歪嘴子在那個時代算得上是個另類，他貧困、地位低下，其貌也不揚，但他擔當起了做人、做丈夫、做父親的人的責任，體現(xiàn)了一個真正的人的良知、道德和品性，和王大姑娘一樣，在周圍那群渾渾噩噩的蕓蕓眾生之中才顯得那樣出眾。蕭紅筆下的馮歪嘴子的形象承續(xù)了那個時代魯迅改造國民性的啟蒙批判精神，是對中國數(shù)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文化道德意識的強力反撥，是一種新的文化意識的覺醒�！逗籼m河傳》的眾多人物之傳奇而以馮歪嘴子作為收綰，其意深矣。

　　《呼蘭河傳》的文體是獨特的，它具有小說與歷史記憶、生命體驗的雙重特點。作為小說，它的構(gòu)架、人物與情節(jié)的提煉，時代氛圍與人物命運的變遷，語言描敘的豐富、生動，給讀者帶來的沖擊力，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作為歷史記憶、生命體驗，它具有無可比擬的客觀性、真實性及歷史感受的深刻性與情緒體驗深深的感染力。記憶是人類的精神，對于往事的追憶、憧憬、眷念、鄉(xiāng)愁，實在是人生的一種巨大力量。

　　著名德國歷史學家哈拉爾德·韋爾策指出了歷史記憶的重要性，他認為，歷史總是不能割斷的，“經(jīng)驗是可以跨代傳遞的”，人們是“通過回憶自己的歷史和經(jīng)歷，來過濾所見事物的。”“我們自己的回憶脫離不了客觀給定的社會歷史框架，正是這種框架，才使得我們的全部感知和回憶具有了某種形式；過去的許多方面，一直到今天都還在影響著我們的情感和決定……過去未能如愿意的未來希望，可能會突然和出人意外地具有行為指導作用和歷史威力。”以此為出發(fā)點，體悟蕭紅充滿歷史記憶、生命體驗的全部創(chuàng)作，深深感到蕭紅創(chuàng)作的歷程是獨特的，而其意義也是深刻的。林賢志在撰寫《飄泊者蕭紅》之后的創(chuàng)作感悟中指出：“蕭紅一生追求愛與自由，……她是同時作為追求者和反抗者(至死仍在反抗)進入一個由來便是不公平，充滿暴力、奴役與欺侮的框架之中，通過悲劇性沖突完成自身的形象的。”"¨蕭紅作為女性作家與窮人作家的雙重地位與身份，作為社會弱者與“弱勢文學”的代表，義無反顧地與舊時代、舊傳統(tǒng)決裂，“不曾屈從于傳統(tǒng)道德，不因為愛而犧牲個人的價值與尊嚴”，成為守護人類精神、捍衛(wèi)人類尊嚴的使者。在完成《呼蘭河傳》之后的彌留之際，她如釋重負，一反過去長期籠罩心頭的孤寂、憂悒心緒，異常平靜地對友人最后表明了她的心跡：“人類的精神只有兩種，一種是向上發(fā)展的，追求他的最高峰；一種是向下的，卑劣和自私……作家在世界上追求什么呢?……我們生活著不是做這世界上的獲得者，我們要給予。”蕭紅以她自己的一生與創(chuàng)作作出正面回答，這不是一般層面的思索，而是已深入到文化價值觀念深層沖突的一種思考，是中國文化人的一種民族意識、文化意識的覺醒。蕭紅在走完她生命旅程的同時，完成了她的生命體驗與情感體驗，完成了凝聚著生命、情感體驗的慷慨悲歌之作，也留給了人類值得永遠回味的豐富的精神文化遺產(ch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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