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馬克思主義婦女觀不僅指導了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還深刻地影響了現(xiàn)代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題選擇及審美取向。在婦女解放運動的洪流中，男性馬克思主義宣傳者對于婦女解放的思考對現(xiàn)代女性文學的發(fā)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20年代以來，大量女性寫作的出現(xiàn)，顯示了被埋沒被忽略的女性集團“浮出歷史地表”，這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最鮮明的體現(xiàn)。她們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績宣告了現(xiàn)代中國女性文學的誕生，也標志了現(xiàn)代知識女性自我意識所達到的程度。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新青年,女性創(chuàng)作,婦女解放

　　一、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女性文本中的體現(xiàn)

　　“人的解放”和“婦女的解放”是五四時期所取得的兩大重要思想，凡是關注著新文化運動的啟蒙者們，沒有一個不關心婦女問題的。在20年代文學革命之初，除了人性論和資本主義人道主義、個人主義觀的婦女解放觀之外，在女性作家們的文本中也體現(xiàn)出了其他的一些的因素，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不獨立對婦女地位的影響

　　經濟獨立是人們生存與發(fā)展的物質基礎。人格獨立，是指人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個體，是自我的主人。一切從屬都源于經濟從屬，人格的獨立也首先從經濟獨立開始。最能體現(xiàn)對這一觀點的深刻認識的女作家是白薇，在她1926年的劇本《琳麗》中，她借著琳麗和璃麗的爭論悲憤地指出：“這時候中國的女子，家庭不給她經濟的地位，社會不給她發(fā)展的地位，哪怕你想浮出來的氣焰，比日本地震的火山還盛，結局若不是給肥胖的錢袋做第七第八和姨太太，好像是討不到一碗飯吃的。”明確表達了女子由于沒有經濟獨立而不得不淪落為男子的附庸、玩物的社會現(xiàn)實。在1929年《琴聲淚影》這首自傳體長詩中，白薇則以無比悲痛無奈的心情喊出了“在被剝奪了女子的經濟狀態(tài)下，女子該無恥無知，該做蠢豬的配偶到死！你無聲的女子喲！你貧病的想飛的女子！”的絕望之音，這些都說明了女作家已經認識到經濟的不獨立是發(fā)展的致命之創(chuàng)。

　�。ǘ�）婦女應在社會解放中求得自身的解放，參與社會改造與社會勞動

　　這一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所主張的婦女解放的必經之路。廣大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婦女運動和社會解放運動的聯(lián)合，認為只有婦女解放了，才是真正的社會大解放；只有社會真正地實現(xiàn)了解放，婦女解放才有可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只有婦女參與到社會勞動中，婦女的解放，婦女同男子權利的平等，才是有可能實現(xiàn)的”[1]。于是，隨著娜拉出走離家時的巨響，一批批知識女性走向了社會，關注著社會的命運和婦女自身的解放。20年代的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蘊含著強烈的社會生存意識和社會參與意識，成為社會的一員，重返社會公共生活成了現(xiàn)代女性覺醒之初喊出的第一聲口號，也是作為男女平等的一個標志而提出的。在她們的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出空前的社會使命感與責任感。冰心的“問題小說”探討了諸多關于女子求學、婚姻自由、民主科學等問題，她的《斯人獨憔悴》表現(xiàn)青年學生抗議政府賣國行徑喋血府門，《去國》表現(xiàn)一心報效祖國的歸國學生，卻在黑暗現(xiàn)實面前窒息壓抑，無法施展才華，最后揮淚去國的悲憤情緒。中國內憂外患，軍閥混戰(zhàn)的社會現(xiàn)實，在五四女作家筆下也得到了女性創(chuàng)作中前所未有的突出反映，如陳衡哲的《西風》、冰心的《一個軍官的筆記》《魚兒》《三兒》《一個兵丁》、盧隱的《王阿大之死》《余淚》《哀音》《兩個小學生》等作品都表現(xiàn)了女作家們對軍閥混戰(zhàn)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和深切痛苦的譴責抗議。石評梅《紅鬃馬》《匹馬嘶風錄》《白云庵》《余輝》等小說，更是及時反映硝煙還未散盡的北伐革命戰(zhàn)爭和那剛剛過去不久對中國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的辛亥革命。女作家們不僅關心著社會現(xiàn)實和社會命運，在對兩性關系發(fā)展的思考上，要求出走后和男子一起承擔生活，建立自己的家庭，也要求和男子同樣支撐起社會改造的大梁。文學研究會的女劇作家濮舜卿在三幕劇《人間樂園》中，借劇中智慧女神之口贊許女子的奮斗，向夏娃、亞當?shù)暮蟪鲞@樣的號召：“女子們，你們不要怕自己能力薄弱，只要有決心，有毅力，什么偉大的事業(yè)都可以成功，男子們！你們應當盡你們互助的責任，和女子合作，看你們父母的樣，把樂園多多建筑在人間！”盧隱《中國的婦女運動問題》：“我們所爭的，只是同此頭顱的人類平等。”[2]石評梅《致全國姐妹們的第二封信》：“我們相信男女兩性平等共支的社會之軸，是理想的完美的組織。”[3]除了社會同盟之外，還要求在精神上，也要和自己同步。馮沅君的小說中一直都把用復姓“我們”來稱呼男女主人公，在她的小說《隔絕》《隔絕之后》中的男女主人公，并不是兩個獨立的個體在行動而是兩個人合成的高度協(xié)調一致的共同體在行動。她們共同設計了一次“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旅行，共同面對世人向他們投來的異樣的眼光和來自家庭、社會的沉重壓力。當封建家庭以“隔絕”的辦法迫使他們屈服時，他們又共同以死抗爭。由此，兩性同盟中的性別同盟被忽略，男女間神圣的共鳴成為反封建的最強音，女人要以樹的形象和男人并立天間。

　　二、20年代女性創(chuàng)作的意義與缺憾

　　最早的現(xiàn)代女性是被男性啟蒙者指引，扶持著登上歷史舞臺的，男性大師們所提倡的進步的馬克思主義婦女觀雖然給20年代女性作家們提供了立足于“人”的解放的女性覺醒的一句，但是女性作家們在認識社會現(xiàn)實、社會本質時，顯得天真和膚淺，她們在意識到女性應當參與社會公共生活和勞動。但進入社會后應當做什么卻顯得很迷惘，廬隱《勝利以后》中說：“現(xiàn)在我們所愁的都不是家庭不開放，而是社會沒有事業(yè)可做。”她們對于知識女性參與到社會活動中的具體正面的描寫少之又少，她們手臂的指向卻是舊倫理體制本身，而未能勇敢地指出存在于男性之中的普遍集體無意識；她們把婦女解放置于社會解放的重要位置，但是解決首要的社會解放的方式卻是她們所倡導的資產階級的精神改良。同時，除少數(shù)人外，她們大都與下層社會存在一定的隔膜，對個人命運、婦女解放的認識，基本上都還是從外部世界尋找原因和出路，而很少注意到女性自身實現(xiàn)自我完善所必需的批判性內省。

　　她們對于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缺乏全局把握的視野。但值得肯定的是這一批女作家們本身就體現(xiàn)著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實踐，她們大都出身于書香門第、官宦人家，大多數(shù)人進過正規(guī)學校，成為中國官辦高等學府中最早的一批女性，她們開辟了屬于自己也屬于時代的新的精神領域，以自己的精神產品影響社會、影響人生，參與社會歷史進程，突出地表現(xiàn)了覺醒的女性生活空間和思維空間的拓展。在她們身上，我們看到了醒世救民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看到了“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的新的素質和人生姿態(tài)。無論是對女性自身的價值判斷，還是對外部世界的審視批判，她們所完成的都是一個有著深遠意義的飛躍。

　　注釋：

　　[1][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56頁。

　　[2][3]中華全國婦女聯(lián)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女子解放論》，《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1年版，第34頁、第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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