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執(zhí)政前后，黨的群眾工作的內在邏輯是不同的，在開展工作的“制式”方面也存在差異。在新的歷史階段，我們應當準確把握黨的群眾工作的基本特點，著力構建群眾工作的“新制式”。歷時近兩年的貫徹中央“八項規(guī)定”與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為構建群眾工作的“新制式”做出了奠基性探索，這些新探索、新經驗、“新制式”又為常態(tài)化地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與實踐活動提供了理論與實踐的指導。

　　關鍵詞：政工師論文發(fā)表,中國共產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新制式”,常態(tài)化

　　革命時期，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yōu)勢是密切聯系群眾。如何奪取權力、實現群眾自我解放是當時我們黨的中心任務，歷史實踐證明我們黨取得了成功。以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為主要內容的延安整風在黨的群眾工作史上留下了“精彩一筆”。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面臨的最大風險是脫離人民群眾。如何使用監(jiān)督權力、實現群眾自我發(fā)展是我們黨不斷破解的難題。新時期以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以下稱“四風”)為主要內容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繼延安整風之后黨的群眾工作史上的又一“經典之作”，為構建開展群眾工作的“新制式”、破解這一難題做出了奠基式探索。

　　一、“制式”是把握黨的群眾工作基本特點的“鑰匙”

　　在不同的發(fā)展階段，因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執(zhí)政環(huán)境不同，黨的群眾工作有著不同的任務內容，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因而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格局。這些特定的思維方式、工作格局、任務內容等，則構成了黨在不同歷史階段開展群眾工作的“制式”。仔細研究執(zhí)政前和執(zhí)政后黨的群眾工作，其基本的 “制式”是不同的，我們需要研究二者之間的區(qū)別和聯系。

　　執(zhí)政前，黨的群眾工作圍繞“維護群眾利益和推翻舊政權”這個中心任務來展開;而執(zhí)政后，“維護群眾利益和建設新政權”則成為黨的群眾工作的主要內容。前者屬于“破壞一個舊世界”，后者屬于“建設一個新世界”[1]。在前一個階段，舊政權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對立的，它是群眾一切社會貧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礎。因此，當時黨的群眾工作的中心任務體現在打破舊政權，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這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第一步，也是群眾利益得以實現的第一步，它回答的是群眾如何自我解放的問題。在這個階段，我們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通過深入持久、艱苦卓絕的群眾工作，動員和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開展推翻反動舊政權和驅逐外國侵略者的偉大斗爭。通過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發(fā)動和組織起億萬群眾，打土豪、分田地、減租減息、發(fā)展民主，一方面滿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不斷瓦解和破壞了反動舊政權的社會根基。這是一個“群眾工作――瓦解反動政權――人民戰(zhàn)爭――推翻舊政權”的“制式”，該“制式”以奪取權力為中心。

　　執(zhí)政后，新政權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統(tǒng)一的，黨在該階段的全部任務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群眾服務;黨對于人民群眾的領導作用，就是正確地給人民群眾指出斗爭的方向，幫助人民群眾自己動手，爭取和創(chuàng)造自己的幸福生活”[2]217。因此，執(zhí)政后黨的群眾工作的中心任務不再是推翻舊政權，而是如何建設和鞏固人民的新政權，如何使用權力、監(jiān)督權力，如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需要，這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結果之一，回答的是群眾如何自我發(fā)展的問題。這應當是個“群眾工作――掌好權、執(zhí)好政――國富民強”的新“制式”，該“制式”以如何使用權力、監(jiān)督權力為中心。

　　前者是拋開“國家政權”去開展群眾工作，后者則是必須通過“掌權、執(zhí)政”去推動群眾工作;一個目的是奪取權力，推翻舊政權，實現群眾自我解放;一個目的是使用、監(jiān)督權力，建設和鞏固新政權，實現群眾自我發(fā)展，這是兩者最大的區(qū)別。然而，無論是推翻舊政權，還是建設新政權;無論是奪取權力，還是使用、監(jiān)督權力，其根本目的都在于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二者的本質統(tǒng)一，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和根本價值取向的體現。準確理解二者的區(qū)別和聯系，是把握黨的群眾工作基本特點的“鑰匙”，也是做好新形勢下黨的群眾工作的前提。

　　二、構建開展群眾工作“新制式”的奠基性探索

　　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在歷時近兩年的貫徹“八項規(guī)定”與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為建立群眾工作“新制式”做出了奠基性探索，解決了如何使用權力和如何監(jiān)督權力的問題。

　　1. 開門貫徹“八項規(guī)定”與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為了“管住執(zhí)政權力、管住執(zhí)政經費”而率先垂范、以身作則的新型群眾工作。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四書集注・論語篇》)[3]，講的就是領導干部率先垂范、以身作則的問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貫徹落實 “八項規(guī)定”與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自覺地把自己擺進去，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3年6月召開專門會議，政治局成員結合分管部門單位工作實際，對照檢查中央“八項規(guī)定”落實情況，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并將以身作則作為政治局發(fā)揮領導作用的一項基本要求，強調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禁止別人做的自己堅持不做。為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中紀委第二次會議精神，全國紀檢監(jiān)察系統(tǒng)下發(fā)《關于在紀檢監(jiān)察系統(tǒng)開展會員卡清退專項行動的通知》，率先在本系統(tǒng)開展清退會員卡行動，要求紀檢監(jiān)察系統(tǒng)在職干部在會員卡方面做到“零持有”、“零報告”。全軍和武警部隊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精神，開好高質量的民主生活會，推進全軍上下新一輪整風運動，對軍職以上領導干部實際使用的秘書全部清退。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第一批教育實踐活動中分別選擇一個省區(qū)建立聯系點，在第二批教育實踐活動中分別選擇一個縣作為聯系點。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教育實踐活動中率先垂范，一方面凝聚了全黨共識、統(tǒng)一了全黨行動，形成了示范效應;另一方面增強了群眾對黨的信心，贏得了群眾的信任。 　　2. 開門貫徹中央“八項規(guī)定”與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為了如何“管住執(zhí)政權力、管住執(zhí)政經費”而問“風”于民、問計于民的新型群眾工作。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的滋生與蔓延，說到底是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后，尤其是改革開放新時期，如何“管住執(zhí)政權力、管住執(zhí)政經費”的問題。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論衡・卷26知事篇》)[4]，“四風”蔓延到什么程度，必須問“風”于民，因為人民群眾對“四風”的危害體會最深，對哪位干部明里暗里“四風”肆虐了解最清楚;“四風”問題如何解決，需要問計于民，因為人民群眾是實踐的主體，對發(fā)生在身邊的“四風”問題最有發(fā)言權。在歷時近兩年的貫徹中央“八項規(guī)定”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身體力行，親力親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主動開展實地調研，認真聽取黨內、基層、生產一線黨員群眾的意見和建議。不到兩年時間里，中共中央政治局領導人先后赴地方調研考察超過300余人次。在調研過程中，明確調研主題，規(guī)范調研計劃，多選取困難多、問題多的地方，多同普通干部群眾交流接觸，鼓勵基層干部群眾說真話、道實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帶領下，省部級干部、市、縣(市、區(qū))干部紛紛深入基層，走進生產一線，向群眾宣傳中央的決策部署，向老百姓問“四風”的種種表現、具體危害、整改方法。同時，中央機關和省部委網站也通過開通熱線電話、意見專欄、投訴信箱等渠道，廣泛征求人民群眾對“四風”人和事的反映、舉報。

　　3. 開門貫徹中央“八項規(guī)定”與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教育、實踐與查建相結合的新型群眾工作。

　　抓教育，解決的是將黨的群眾路線“內化于心”的問題。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思想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堅定的基礎。此次教育實踐活動圍繞增強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強化共產黨人的“精神之鈣”的問題，加強思想政治建設，重點解決共產黨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問題。抓實踐，就是將黨的群眾路線真正落實到行動上，解決的是“外化于行”的問題。在此次教育實踐活動中，重點聚集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以作風建設新成效匯集起推動改革發(fā)展的正能量;嚴肅黨內生活，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努力清除黨內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不斷提高領導班子發(fā)現和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力。抓查建，解決的是為常態(tài)化地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提供制度和法制保障的問題。一是排查“四風”現狀，中央和省(市、區(qū))、市、縣四級深入群眾征求意見，自查自糾“四風”問題;二是督查整改落實，“2013年全年中央派出11個督查組分赴14個省區(qū)市、10個中央和國家機關部委、10家中央企業(yè)和國有金融企業(yè)進行深入細致、科學求實的實地督查，抽查了60多個省直部門的三公經費和會議費預算執(zhí)行情況，深入實地走訪了近200個社區(qū)、棚戶區(qū)、舊城改造工程，明察暗訪了120多個公安、國土、環(huán)保、信訪部門的信訪接待室和行政服務大廳，以及近200家高檔賓館、酒樓、會所和煙酒專賣店”[5];三是查處歪風邪氣，將查處“四風”與反腐敗結合起來;四是建章立制，兩年來法制建設貫穿始終，建章立制碩果累累，《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guī)定》及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的《實施細則》、《黨政機關厲行節(jié)約反對浪費條例》、《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guī)定》等等，為教育實踐活動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時，黨中央還注重將成功經驗與好的做法上升為制度，基本形成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制度體系。

　　4. 這一“新制式”，還包括如何運用公共權力和執(zhí)政經費做好群眾工作的新內容。

　　共產黨掌權執(zhí)政，任何一項群眾工作都離不開運用權力和使用經費。權力怎樣用，經費怎么花，是執(zhí)政黨常規(guī)的群眾工作。歷時近兩年的認真貫徹執(zhí)行“八項規(guī)定”、堅決反對“四風”，開門搞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使全黨干部從以前文山會海的“枷鎖”中解脫出來，紛紛走進基層，零距離接觸群眾，實打實運用權力解決問題。一些地方開展“進萬家門、知萬家情、解萬家憂、辦萬家事”主題實踐活動，切實幫助基層和群眾解決實際困難和問題;一些地方制定意見，推動領導干部信訪接待下基層、現場辦公下基層、調查研究下基層、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下基層。

　　總之，動員和組織群眾參加管理權力和管理經費，使用權力和經費解決人民群眾的利益、權益、社會保障和素質建設等基本問題，就是在貫徹“八項規(guī)定”、開門搞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確立的開展群眾工作的“新制式”，需要今后給予新的實踐檢驗和新的發(fā)展。

　　實踐的深度、廣度和社會影響度，是人們判斷一項事業(yè)發(fā)展前景和發(fā)生影響的基本依據。從2013年春夏人們對教育實踐活動的觀望、懷疑，到2014年春夏的刮目相看與深刻思考，人們不得不承認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遠遠超出了之前的預判，黨的建設正在發(fā)生深刻的變革，教育實踐活動即將產生深遠的歷史影響。

　　三、深入持久地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與實踐

　　深入持久地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與實踐，必須不斷豐富和完善開展群眾工作的“新制式”。其出發(fā)點在于推動經濟社會發(fā)展，聚焦點在如何使用和監(jiān)督權力，落腳點在維護群眾利益。

　　1. 在推動開門搞群眾路線“教育”與“實踐”的制度化中，不斷豐富和完善開展群眾工作的“新制式”。

　　群眾路線“教育”的制度化，就是理想信念教育年年講，黨風黨紀黨規(guī)國法年年抓，針對新問題新情況年年搞開門教育。一些黨員干部出現作風問題，往往根源于理想信念動搖、宗旨意識淡薄、群眾觀點淡忘，開始于為個人、家庭、親戚、朋友以權謀私的“小事”。因此，必須從擰緊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 入手，對一切作風之弊、行為之垢經常來一次大掃除。將常態(tài)教育與集中教育結合起來、常規(guī)教育與典型案例教育結合起來，豐富教育內容，創(chuàng)新教育載體，拓寬教育渠道，大力推進“陽光”教育，讓黨員干部和廣大群眾在“陽光”下接受教育，以明辨是非，匡正邪氣。群眾路線“實踐”的制度化，就是堅持每年從群眾最關心、最迫切的問題入手，著力解決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解決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把改進作風的實踐落實到基層，真正讓群眾受益，不斷取得群眾滿意的新成效。 　　2. 在造就開展群眾工作的內在動力和外在壓力中，不斷豐富和完善開展群眾工作的“新制式”。

　　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我們黨之所以能夠不斷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一方面在于黨員干部具有崇高而堅定的理想信念，這是內在動力;另一方面在于異常殘酷而持久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這是外在壓力。殘酷的斗爭環(huán)境，不斷壓縮黨的生存空間，它所產生的“大浪淘沙”效果，又不斷純潔著黨員干部隊伍。革命勝利后，黨生存的外部壓力消失，而執(zhí)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對于黨的組織和黨員來說，不是比過去減少了而是比過去增加了”[2]217，導致黨員干部做群眾工作的內在動力不足。當下，部分干部反映群眾工作不好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形成開展群眾工作的內在動力，首先從強化理論武裝著手，從增強理想信念著手。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只有先“內化于心”，然后才能“外化于行”。其次將開展群眾工作與推動地區(qū)發(fā)展、維護地區(qū)穩(wěn)定、促進地區(qū)和諧結合起來，就是說鼓勵、引導群眾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群眾參與決策，可能會影響政策制定的效率，但絕不會影響政策執(zhí)行的效率，再者因群眾參與其中而增加的理性因素又能夠促進資源的合理利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形成“鼓勵引導群眾參與――推動經濟社會發(fā)展――再鼓勵再引導――再推動”的良性循環(huán)，在這良性循環(huán)中，造就黨員干部做好群眾工作的內在動力。造就開展群眾工作的外在壓力，則需要從獎勵和懲罰兩個方面著手。發(fā)揮干部選拔任用的激勵導向作用，注重選拔任用群眾工作能力強、辦事公道負責、群眾一致公認的干部。任用干部是一項政治任務，沒有干部的選拔任用，一切決議和命令，一切政治任務，只能停留在紙面上。強化制度監(jiān)督的規(guī)制和懲戒作用，建立健全立體式、全方位的制度體系，以剛性的制度約束、嚴格的制度執(zhí)行、強有力的監(jiān)督檢查、嚴厲的懲戒機制，增強黨員干部認真開展群眾工作的外在壓力。

　　3. 在動員和組織群眾參加對“執(zhí)政權力”和“執(zhí)政經費”的監(jiān)督管理中，不斷豐富和完善開展群眾工作的“新制式”。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人民監(jiān)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是將權力關進制度籠子里的根本之策”[6]。因此，鼓勵、支持群眾參加對“執(zhí)政權力”和“執(zhí)政經費”的監(jiān)督和管理，各級黨政機關認真落實黨務公開，給群眾以清楚明白的“權力清單”和“經費清單”是前提。應當公開的“權力清單”和 “經費清單”包括：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干部的職責權限和基本的從政規(guī)范;黨政部門及內設機構的基本權力和職能，具體的職責定位和工作任務;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門的基本權力和基本職責權限;國有企業(yè)和國有事業(yè)單位黨員負責干部的基本權力和權限;各級法院、檢察院和法官、檢察官的基本權力和權限;各級黨政部門和機構的各項經費開支情況等。上述是權力運行結果和經費使用情況的公開。鼓勵、支持群眾參加對“執(zhí)政權力”和“執(zhí)政經費”的監(jiān)督和管理，權力運行過程和經費使用過程的公開是核心。脫離對權力運行過程和經費使用過程的監(jiān)督，而泛談權力運行結果和經費使用情況的監(jiān)督，實乃本末倒置。

　　4. 在法制化、規(guī)范化地解決人民群眾的基本利益權益訴求、發(fā)展性利益權益訴求、利益權益矛盾訴求中，不斷豐富和完善開展群眾工作的“新制式”。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不但人民群眾已經和仍在分化組合為不同的階層和群體，構成成分更加復雜，流動性更強了，而且人民群眾內部的利益權益訴求更加多樣，彼此之間還存在著復雜的矛盾和利益沖突。這些利益權益問題綜合起來，主要分為基本利益權益訴求、發(fā)展性利益權益訴求和利益權益矛盾訴求三類，都需要用群眾工作的“新制式”給予回應解決。

　　基本利益權益訴求是指與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利益權益訴求，主要表現為住房、醫(yī)療、教育、就業(yè)、社保等方面的民生訴求。這些基本利益權益訴求產生的主要原因是相關公共產品供給不足、不充分，這是改革和發(fā)展中產生的問題，必須通過繼續(xù)改革和發(fā)展來解決。然而，基本利益權益訴求并不是普遍均勻分布的，而是存在地區(qū)性和發(fā)展階段性等方面的差異，需要通過深入進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科學地分析總結基本利益權益訴求的緊迫程度、分布特點、表現形式等，通過運用權力和法制科學統(tǒng)籌投入資源加以解決。

　　發(fā)展性利益權益訴求是指人民群眾對于政治自由、文化個性化等方面的訴求，主要表現為參與管理國家、社會組織的訴求以及保障行使憲法規(guī)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等方面政治權利的訴求。群眾發(fā)展性利益權益訴求是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前提，保障落實并切實實踐相關訴求是提高民眾管理公共事務素質的根本途徑。不可否認，群眾發(fā)展性利益權益訴求的增加體現了我國政治文明的進步，但由于西方反華勢力通過各種途徑，試圖以西方的政治價值觀影響我國民眾發(fā)展性利益權益訴求的導向，試圖向中國民眾推銷他們所謂的“真理”，如果不堅決果敢地、及時有效地進行有針對性的回擊，必將影響我國政治發(fā)展進程。與其被動回應，不如果斷出擊，因此必須繼續(xù)深入進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積極提取并科學回應發(fā)展性利益權益訴求，依法保障合法訴求，打擊非法訴求，保障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國家和社會的發(fā)展穩(wěn)定。

　　利益權益矛盾訴求是指在人民群眾中不同的利益權益訴求之間存在不協調、不一致甚至相沖突的情況，主要表現為各種經濟糾紛、維權訴訟、勞資矛盾等。利益權益訴求矛盾雖然是人民內部矛盾，但解決不好也會危及國家和社會的穩(wěn)定。我們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面對人民群眾內部不同群眾之間的非根本利益沖突，則需要繼續(xù)深入進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科學分析矛盾特點，積極提供解決矛盾沖突的公正的規(guī)則和法律。由于我們黨除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此能夠超越各種利益羈絆，成為公正解決利益權益訴求矛盾的規(guī)則、制度和法律的權威供應者，并保障這些矛盾得到法制化科學化地解決。由于法制化提供了解決矛盾的公正和權威標準，科學化提供了解決矛盾的合理關懷，所以，堅持法制化科學化地解決利益權益訴求矛盾，能夠有效保障社會的穩(wěn)定發(fā)展，進而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順利進行。

　　利益代表和表達是政黨的基本功能，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社會利益格局將面臨更加深刻的調整和變革，通過深入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發(fā)展完善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暢通黨作為群眾利益代表和表達的主渠道，必然會讓人民群眾剛性需要黨員干部代表和表達利益訴求，這無疑將增強黨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執(zhí)政能力，更好地領導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任務。

　　參考文獻：

　　[1]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9.

　　[2]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朱 熹.四書集注[M].長沙：岳麓書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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