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結構，指劇本題材的處理、組織和設置安排。一般包括對事件的處理，如分幕分場；戲劇沖突的組織設置，如戲的開端、進展、高潮、結局；人物關系及人物行動發(fā)展的合理安排等。

　　摘要：關漢卿身為我國古代戲曲創(chuàng)作的代表人物，他的劇作深刻地再現(xiàn)了社會現(xiàn)實，充滿著濃郁的時代氣息。但就我看來，他的部分作品結構中有著“強弩之末”的弊病，往往在高潮結束之后，主題思想的力量就有所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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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漢卿身為我國古代戲曲創(chuàng)作的代表人物，他的劇作深刻地再現(xiàn)了社會現(xiàn)實，充滿著濃郁的時代氣息。他的作品反映生活面十分廣闊，慷慨悲歌，樂觀奮爭，構成其劇作的基調(diào)。但就我看來，他的部分作品結構中有著“強弩之末”的弊病，往往在高潮結束之后，主題思想的力量就有所衰微。以《竇娥冤》中的竇天章和《救風塵》中的安秀實為例，他們在人物關系和行動發(fā)展合理性方面的缺失是結尾黯然失色的因素之一。

　　一、竇天章：突然離去又突如其來的父親

　　在作品《竇娥冤》中，關漢卿利用東海孝婦的傳說故事與元代現(xiàn)實生活中發(fā)生的事實相結合，塑造了一個從哀愁到隱忍到含冤爆發(fā)最終成功復仇的“冤竇娥”的悲劇性形象。

　　全曲共四折一楔。第一折曲中，竇娥既唱出了年少獨守空房的憂愁，又透露出了對蔡婆引狼入室、欲成好事的規(guī)勸和嘲弄。第二折中竇娥既表白張父被藥死與自家婆媳并無干系，又哭訴了酷刑的暴虐，表明了以死救蔡婆的意志。第三折曲是指天罵地的檄文，是透視人間的悲歌。第四折曲則是對復堪冤獄獲得勝利的戲劇行動的直接促成。

　　其父竇天章的行為發(fā)展路線則是：在楔子中，竇天章還不起蔡婆婆的銀子不得不把女兒送給她做童養(yǎng)媳；第一折、第二折交代了冤事的進展，第三折是全文的高潮，竇天章均未露面；第四折時竇天章聽女兒的鬼魂講述了冤案的始末，理所當然地以一個清官兼慈父的形象為竇娥洗刷了冤屈報了仇。

　　在戲劇結構上，前三折劇情一步緊逼一步，趨向高潮。竇娥冤死這一部分引起人們對封建社會的現(xiàn)實秩序與傳統(tǒng)觀念的懷疑，把竇娥悲劇的意義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結尾卻將她并未看出付出多少父愛的父親拉出來湊個“大團圓”，雖然表達了當時人們對社會的美好愿望，表達了對清官廉政的渴望，但這個人物形象卻是有些虛偽的。竇天章將她賣與他人，使得她經(jīng)歷了含冤而死的悲慘境遇，最終又讓其沉冤得雪�？梢哉f竇天章是她悲劇的開始，也是她悲劇的終結者。

　　他的正義是摻雜著懦弱的，如若不是竇娥的冤魂出現(xiàn)，他不會再去翻閱那個案子；他為竇娥翻案的出發(fā)點并不單純是為了為民除害，而是不想讓竇娥“辱沒祖宗世德，又連累我的清名”；他在辦案的過程中也流露出些許無能，“我那屈死的兒啊，你不自來折辯，怎得一個明白，你如今冤魂卻在那里？”，竇娥也奇跡般地被他順手召喚出來了；最終他也沒有根除當時當?shù)氐囊恍┎涣棘F(xiàn)象，種種惡行是造成竇娥悲劇的爆發(fā)劑，但竇天章只是殺雞儆猴嚴懲了一些惡人，治標不治本。

　　結尾把竇娥的精神罩了層影子：其親生父親能否做最公正的評判者？作為竇娥的嫡親親人，誰能說他為竇娥說的好話是最能說服人的？他替竇娥平反，倒象是有替女兒復仇的嫌疑了。

　　在我看來，這個人物的行為發(fā)展不但沒有升華主題，反而減弱了《竇娥冤》的主要悲劇意識，削減了中心思想的對比力量。

　　二、安：莫名被棄又甘當備胎的未婚夫

　　《救風塵》講述了商人、士子、妓女的故事，歌頌了女主角趙盼兒的正直、善良、聰明、機智的性格，同時又贊美了她強烈的反抗意志，歌頌了她敢于向黑暗勢力展開搏斗的英勇行為。

　　不過男二號安秀實被戴了綠帽子之后還要一臉幸福狀接受面無表情的宋引章，實在是有些委屈。

　　第一折交代了故事的開端，宋引章移情周舍、安秀實托趙盼兒勸說，第二折是宋自食苦果遭到暴力對待、趙經(jīng)人告知想計解救，第三折里就是趙用“風月”的手段營救宋使其獲得自由的高潮部分。而第四折里，安不計前嫌娶宋為妻，的確可謂佳話。不過，宋、安兩人之間的，真的是愛情嗎？

　　安在宋的心里有幾多分量？趙在替安勸說宋時，宋的回答是：“我嫁了安秀才呵，一對兒好打蓮花落！”“打蓮花落”就是做乞丐，可見宋對安的前程缺乏信心。在宋能最難熬的日子里，她托人捎信央趙設法解救自己，但卻沒有一絲兒想起安，沒有對放棄安產(chǎn)生過一些悔意。而當安出場證明周強占他人妻子的罪名時，直到李公弼判宋歸安為妻，她也沒說一句話。這讓人覺得這段姻緣到了最后竟有些“強扭的瓜”的意味了。

　　我們看到《救風塵》結尾處對于道德的用心是明顯的。周用情不專，得到了懲罰；趙俠肝義膽，備受了贊美。只是“道德”在戲里又是尷尬的，尋求道德的途徑中需要借助看起來不那么“道德”的力量。然而作者又試圖給出信心，令觀眾和讀者看到，宋得到解救，并不是靠著趙的“風月”：休書并沒有成為李公弼斷案的依據(jù)。那種“風月”的手段不過是具有喜劇色彩的一廂情愿，真正制服周的還是官府與法令。

　　所以在我看來，安的行為發(fā)展路線也較詭異，可以說《救風塵》的戲劇結構到了結尾處也顯得有些尷尬。

　　綜上所述，我認為在關漢卿的戲劇作品中，部分作品的確有“強弩之末”的弊病，但這與作者對社會現(xiàn)實的錯綜批判、與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或許這就是屬于那個時代的特殊印記，也印證了個人生命存在的有限性與社會人生的無限性之間的，永恒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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