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是由《民族文學研究》發(fā)表的一篇古代天文學論文，作為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領域中唯一的國家級學術刊物，《民族文學研究》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主辦、面向國內(nèi)外公開發(fā)行的學術理論期刊。1983年11月創(chuàng)刊，1990年由雙月刊改為季刊，2011年改為雙月刊。

　　對于中國古代科技史，英國著名科技史家李約瑟非常重視道家、道教對于古代科技的發(fā)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曾經(jīng)說過：“道家對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與亞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臘思想相媲美，而且成為整個中國科學的基礎。”[ ]“東亞的化學、礦物學、植物學、動物學和藥物學都起源于道家。”[ ]然而，李約瑟也充分肯定儒家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發(fā)展的積極作用，他甚至明確指出：“天文和歷法一直是‘正統(tǒng)’的儒家之學。”[ ]筆者以漢代儒家對天文歷法的研究為例予以說明。

　　漢代儒家普遍對天文歷法感興趣，并有所研究，這不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與儒家講“天人合一”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漢代儒家中，對天文學頗有研究的，至少有揚雄、桓譚、劉歆、賈逵等。

　　西漢時期，天文學上有所謂渾、蓋之爭。關于宇宙的結構，中國古代早就有天圓地方之說。西漢初，有《周髀算經(jīng)》提出所謂“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的蓋天說;另有一種蓋天說則認為“天員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形南高而北下，……天之居如倚蓋”，也就是說，天有所傾斜地蓋著地平面;并且認為，“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與此同時，渾天說也已出現(xiàn)，這就是后來張衡在《渾天儀注》中所說的“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孤居于天內(nèi)，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 ]然而，在西漢時期，占統(tǒng)治地位的是蓋天說。

　　天文學上的渾、蓋之爭引起了當時儒家的注意。兩漢之際，桓譚與揚雄就渾、蓋問題曾多次交鋒。桓譚(約公元前23～公元56年)，字君山，沛國相(今安徽淮北市)人。他“博學多通，徧習五經(jīng)，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shù)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 ];著作有《新論》。桓譚對天文學也頗有研究。他曾經(jīng)在主管刻漏時，發(fā)現(xiàn)刻漏的度數(shù)隨著環(huán)境的燥、濕、寒、溫的變化而不同，因而在昏、明、晝、夜的各個時候，刻漏的度數(shù)是不同的。所以，他在白天還參照了晷影，在晚上還參照了星宿，從而得到了正確的時間。[ ]此外，在宇宙結構問題上，他反對蓋天說，主張渾天說。

　　揚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他博學多才，在語言學、文學和哲學方面較為突出。曾摹仿《周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

　　揚雄重視對自然的研究，他曾經(jīng)說：“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揚雄認為，儒家學者應當“通天地”，就是要研究自然，并進一步“通人”。顯然，在他看來，儒家也包容科學，而不是排斥科技，不是輕視科技。

　　揚雄對天文學很有興趣。在宇宙結構問題上，他起初相信蓋天說，后來因多次受到主張渾天說的桓譚的責難而發(fā)生了改變，接受了渾天說，[ ]而且，還提出“難蓋天八事”：[ ]

　　其一云，“日之東行，循黃道。晝夜中規(guī)，牽牛距北極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

　　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

　　其三曰，“日入而星見，日出而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

　　其四曰，“以蓋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狼弧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

　　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四星當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

　　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謂至高矣�？v人目可奪，水與影不可奪也。今從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

　　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

　　其八曰，“視蓋橑與車輻間，近杠轂即密，益遠益疏。今北極為天杠轂，二十八宿為天橑輻，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shù)倍。今交密，何也?”

　　在漢代天文學的發(fā)展過程中，桓譚對于蓋天說的責難以及揚雄的“難蓋天八事”，實際上促進了渾天說的發(fā)展，對于后來渾天說取代蓋天說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漢初的歷法基本上是沿用秦以來的顓頊歷。顓頊歷是一種古四分歷，以365 1/4日為回歸年長度，29 499/950日為朔望月長度，十九年七閏。漢武帝時，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受命議造漢歷;最后，在18種改歷方案中選定了鄧平所造的八十一分律歷，稱太初歷。太初歷以365 385/1539日為回歸年長度，29 43/81日為朔望月長度。西漢末年，劉歆修訂太初歷而更名為三統(tǒng)歷。

　　劉歆(?～公元23年)，字子駿;后改名秀，字穎叔。沛(今江蘇沛縣)人。他集六藝群書，撰為《七略》，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shù)術略、方技略。西漢末年，他建議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于學官，移書責備太常博士，遭今文經(jīng)學家的反對。王莽執(zhí)政時，劉歆任國師，后因謀誅王莽，事泄而自殺。

　　《三統(tǒng)歷》的主要內(nèi)容是運用“三統(tǒng)”解釋歷法。[ ]劉歆說：“三統(tǒng)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周易》乾之初九，音律黃鐘律長九寸，為天統(tǒng);坤之初六，林鐘律長六寸，為地統(tǒng);八卦，太簇律長八寸，為人統(tǒng)。劉歆的《三統(tǒng)歷》采用太初歷的日法八十一，并說：“太極中央元氣，故為黃鐘，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為日法。”

　　至于一個朔望月的日數(shù)，劉歆根據(jù)《周易•系辭上傳》所謂“大衍之數(shù)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后掛”，說：“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tǒng)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shù)也，而道據(jù)其一，其余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為數(shù)，以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有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jù)一加之，因以再扐兩之，是為月法之實。”用算式表達：

　　{[(1+2+3+4)×5-1]×2×3×4+19+1}×2=2,392

　　2,392÷81=29 43/81 日

　　這就一個朔望月的日數(shù)。按照十九年七閏，所以，

　　(19×12+7)×29 43/81÷19=562120/1539=365 385/1539日

　　這就是一回歸年的日數(shù)。

　　劉歆又根據(jù)《周易•系辭上傳》所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shù)五，地數(shù)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shù)二十有五，地數(shù)三十，凡天地之數(shù)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說：“并終數(shù)為十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日法乘閏法，是為統(tǒng)歲”，即：

　　(9+10)×81=1,539年=562,120日

　　“三統(tǒng)，是為元歲”，即：

　　1,539×3=4,617年

　　由于干支記日法60日為一周期，一統(tǒng)的日數(shù)562,120除以60，余數(shù)為40，所以，若以甲子日為元，一統(tǒng)后為甲辰，二統(tǒng)后為甲申，三統(tǒng)后才又到甲子，因而三統(tǒng)為一元。劉歆說：“歷數(shù)三統(tǒng)，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

　　在這一基礎上，劉歆根據(jù)《周易•系辭上傳》所謂“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說：“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于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為七十二，參三統(tǒng)兩四時相乘之數(shù)也。……以陽九九之，為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八之，為八千六百四十，……又八之，為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為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用算式表達：

　　{[(3×3)×(2×4)×(9+6)]×8×8}×2=138,240

　　接著，“以乘章歲，為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為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tǒng)會。三統(tǒng)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與太極上元”。用算式表達：

　　138,240×19×3×3=23,639,040年

　　“太極上元”實際上是5,120元的大周期。

　　《三統(tǒng)歷》在運用“三統(tǒng)”解釋歷法時，還涉及歷法理論，有節(jié)氣、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數(shù)和運算推步方法，還有基本恒星的距度。與以往的歷法相比，《三統(tǒng)歷》包含了不少新的內(nèi)容。它提出了所謂“朔不得中，是為閏月”的設置閏月的方法，即以沒有中氣(二十四節(jié)氣中，從冬至起，奇數(shù)的為中氣，如大寒、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節(jié)氣)的月份為閏月�！度�統(tǒng)歷》還提出以135個朔望月為交食周期，其間有23次月食，并且給出了月食發(fā)生的月份的推算方法。此外，《三統(tǒng)歷》所測的五星行度和會合周期的精度都較前有明顯提高�！度�統(tǒng)歷》在中國古代歷法的發(fā)展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認為是“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學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歷的雛形”。[ ]

　　三統(tǒng)歷施行一百多年后，“歷稍后天”[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三統(tǒng)歷“失天益遠”，于是，章帝“召治歷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并下詔改行四分歷。在修訂東漢四分歷的過程中，任左中郎將的賈逵與治歷者進行了多次的討論。因此，東漢四分歷實際上是賈逵會同編訢、李梵等人集體討論修訂的。

　　賈逵(公元30～101年)，字景伯，扶風平陵(今陜西咸陽西北)人，劉歆弟子賈徽之子，東漢重要的經(jīng)學家，撰有《左氏傳解詁》、《國語解詁》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漢章帝詔賈逵指出《左氏傳》大義長于《公羊》、《谷梁》二傳者。于是，賈逵摘出了明顯義長者三十事，受到嘉許。后來，漢章帝又“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jīng)遂行于世”[ ]。

　　賈逵在天文學上頗有造詣。他所參與修訂的東漢四分歷比以往各家歷法有了顯著的進步。[ ]另外根據(jù)《續(xù)漢書•律歷志中》中的“賈逵論歷”，賈逵在天文學上的貢獻還可歸結為三點：其一，明確否定了冬至日在牽牛初度的說法，確定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這為后來歲差(冬至點逐年西移)的發(fā)現(xiàn)作了準備。其二，主張用黃道坐標測算日月運行的軌道，認為以赤道坐標測算會出現(xiàn)誤差。該建議被采納，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七月，“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其三，認為當時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于不知月行遲疾意”，明確提出月行速度有遲疾;并且還認為，月行遲疾“乃由月所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還有儒家學者蔡邕、陸績對天文學也頗有研究。蔡邕(公元132～192年)，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杞縣南)人。東漢經(jīng)學家。東漢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奏求正定“六經(jīng)”文字，并自書冊于碑，鐫刻立于太學門外;史稱“熹平石經(jīng)”。蔡邕曾于東漢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受詔與劉洪一起補續(xù)《律歷志》。他認為，在宣夜、蓋天和渾天三家中，“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shù)具存，考驗天狀，多有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 ]。他還試圖根據(jù)史官所用銅儀，推斷其中的道理。陸績(公元187～219年)，字公紀，吳郡吳縣(今屬江蘇)人。博學多識，星歷算術無不應覽。著作有《周易注》、《太玄注》。陸績也極力推崇渾天說，造渾象，著有《渾天圖》，試圖推斷渾天之意。

　　注釋：

　　[ ]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思想史》，北京：科學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頁。

　　[ ]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思想史》，第175頁。

　　[ ]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天學》，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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