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典籍與文化論文發(fā)表金批《水滸》中的接受美學初探
中國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我們現在所用的紙張，筆墨紙硯都源于古代，古人給我們留下了很多現如今必不可少的技術。同時，也給我們留下了很多值得閱讀的圖書及其他文化。中國典籍與文化雜志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主管，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主辦的社會科學類專業(yè)學術期刊。
【摘要】金批《水滸》從20世紀80年代就成為研究熱點,但關于金批《水滸》作為文學接受以及其中的美學問題,歷來為研究金批者所忽視。事實上,金批《水滸》是金氏對這一部小說進行的一次示范性閱讀和闡釋,這個過程同時也是文學接受的一個過程,此過程包含了很多的接受美學的問題,文章擬就此進行探討和研究。
【關鍵詞】金圣嘆,《水滸》,接受美學
薩特認為文學作品是“為他人,僅僅是為他人的藝術”,[1]這就是說,文學作品的存在,是以讀者的閱讀為前提的。接受美學指出閱讀不只是被動地等待和接受作者現成的提供,而同時是揭示和創(chuàng)造的過程;不是單純羅列作品中一個個已有單詞的表象對象,而是揭示這些對象背后的意義,并對這些對象作新的組合和創(chuàng)造。金圣嘆點評《水滸》是金氏對這一部小說進行的一次示范性閱讀和闡釋,這個過程同時也是文學接受的一個過程。關于金批《水滸》作為文學接受以及其中的美學問題,歷來為研究金批者所忽視。雖然繼1974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召開的關于中國敘事文學的學術討論會上有學者呼吁學術界應該重視金圣嘆對小說評點的研究之后,國內外有眾多學者進行了金批《水滸》的相關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共發(fā)表的有關論文就有200余篇,這些論文從金批《水滸》出發(fā),研究了金圣嘆小說理論的方方面面,涉及有文學和藝術的真實與虛構、創(chuàng)作論、人物典型論、細節(jié)論以及小說的技法、情節(jié)論、中國古典小說的敘事技巧等等問題,鮮有涉及金批《水滸》的接受美學問題。雖然在19世紀還沒有接受美學,但細細研讀金批《水滸》后,就會發(fā)現金圣嘆的批評方式與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接受美學的批評觀點完全符合。本文試就此作一分析和研究。
當代接受美學認為文學是作為一種活動而存在的,存在于從創(chuàng)作活動到閱讀活動的全過程,存在于從作家———作品———讀者這個動態(tài)流程之中。這三個環(huán)節(jié)構成的全部活動過程,就是文學的存在方式,缺少任何一環(huán),文學都不能存在。薩特說:“寫作和閱讀是同一歷史行為的兩個方面。”[2]分析和研究文學作品,應從本文和讀者兩方面進行。從這個理論層面上來考察金批《水滸》,就會發(fā)現金圣嘆閱讀點評《水滸》時游刃于本文與讀者之間,激情之余,又表現了一種發(fā)掘作品潛在意義的冷靜,雖然有時不免有些固執(zhí)己見,但大多數能夠從自我感覺中進行理性的、科學的分析和考察。
一
金批《水滸》,是作為讀者的金圣嘆對《水滸》文本實施的閱讀行為,但同時也是作為接受者的金圣嘆對《水滸》作品進行的創(chuàng)造性的接受行為。他的許多觀點及行為與出現在20世紀的接受美學的理論不謀而合,這一方面體現了接受美學理論的必然性,同時也證明了金圣嘆在對小說的閱讀和欣賞中所形成的理論的超前性。金圣嘆在第五回回評中寫道:“以大雄氏之書而與凡夫讀之,則謂香風萎花之句可入詩料;以《北西廂》之語而與圣人讀之,則謂臨去秋波之曲可悟重玄。夫人之賢與不肖,其用意之相去既有如此之別,然則如耐庵之書,亦顧其讀之之人何如矣。”[3]145他意識到由于讀者的身份、地位、受教育的程度、職業(yè)等的不同,閱讀同一本書,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產生不同的看法。因此,在第二十一回回評中寫道“昔者伯牙有流水高山之曲,子期既死,終不復彈。后之人述其事悲其心,孰不為之嗟嘆彌日?自云我獨不得與之同時,設復相遇,當能知之。嗚呼,言何容易乎?……今試開爾明月之目,運爾珠玉之心,展爾燦花之舌,為耐庵先生一解《水滸》,亦復何所見其聞弦賞音,便知雅曲乎?”[4]400接受者要能知曉作品的本義,就要積極活躍地置身于作品之中,與書中的人物共享喜怒哀樂,唯有這樣,才是真正的閱讀,也才能真正地接受作品全部的內涵。金圣嘆自己正是如此身體力行地閱讀接受《水滸》文本的,在第六十一回回評中,他說道:“蔡福出得牢來,接連遇見三人,……吾讀第一段燕青,不覺為之一哭失聲。……又讀第二段李固,不覺怒發(fā)上指。……再讀第三段柴進,不覺為之慷慨悲歌,增長義氣,悲哉壯哉!”[3]1123金圣嘆隨著作品情節(jié)的大起大落而起伏著自己的情感,作品中人物的行徑牽引著接受者的所有情感,金圣嘆已經完全融入了作品的氛圍之中。然而,金批《水滸》中的接受美學的體現決不只是停留在這類接受主體的被動接受上,而是有著更深、更廣的體現。
二
接受美學指出,讀者的接受活動不是像鏡子一樣消極地獲取作品的影像,作為接受主體,讀者生活于一定的文化環(huán)境中,他所受的教育水平、所處的地位和境況,他的生活體驗和經歷、他的性格、氣質和審美趣味,他的人生觀、價值觀等等一系列方面形成了他審美接受的“前結構”,正是這一“前結構”,構成了他閱讀接受的前提和基礎,他必定在這個已知的基礎上去理解和接受未知的因素。金圣嘆在第十六回回批中說道“讀書隨書讀,定非讀書人。”在《楔子》中也感慨說“讀者之精神不在,將作者之意思盡沒。”這就是說接受主體在文本接受的過程中有積極的能動作用,在此過程中,接受主體的“前結構”發(fā)揮著重要作用。金圣嘆是吳中才子,有著率性任情的個性,而他的這種個性又深深地影響著他的《水滸》點評,金圣嘆在閱讀點評《水滸》的過程中,進行了積極的再創(chuàng)造,這一切,都表現在他對《水滸》的評改中。首先,金圣嘆的批文就是再創(chuàng)造。他將一百二十回本的第一回改為《楔子》,并云:“楔者,以物出物之謂。此篇因請?zhí)鞄?誤開石碣,所謂楔也。俗本不知,誤入正書。失之遠矣。”[4]39第五十八回“吳用賺金鈴吊掛,宋江鬧西岳華山”,他認為魯智深救史進一段寫得不好,于是依據所謂的“古本”改刪一番,并云:“俗本寫魯智深救史進一段,鄙惡至不可讀,每私怪耐庵為亦有如是敗筆?及得古本,始服原文之妙。”[3]1070至于他認為自己改創(chuàng)得好,作出一番贊嘆也較常見,如把第七十回梁山泊大聚會宋江對天誓詞改后贊道:“一百八人姓名,凡寫四番,而后以一句總收之,筆力奇妙。”[3]1272從金圣嘆刪改原文,從而使之與自己的審美觀點相合之舉來看,這與接受美學中所說的接受主體的創(chuàng)造性是一致的。
現實生活中一切事物的生生滅滅都由主觀精神而自由抒寫,小說也是心靈的虛構產物,刪改頓成妙筆,那么根據自己思想情趣的“腰斬”,又有何不可?也因此,出現了金批《水滸》七十回本。金圣嘆對《水滸》的腰斬,可謂是閱讀創(chuàng)作史上的一大壯舉。他因為不同意《忠義水滸傳》中把一百零八將反叛官府、落草為寇的不法強徒塑造成忠君護國、保境安民而又被朝廷加害的悲劇英雄,便根據自己的判斷對其題署、書名以及內容進行了全面的剝離和修改。在金圣嘆看來,《忠義水滸傳》的題目和內容會給廣大讀者形成“無惡不歸朝廷,無美不歸綠林,已為盜者讀之而自豪,未為盜者讀之而為盜”[3]7-8的負面影響,其作用實與“宋江之賺入伙,吳用之說撞籌,無以異也”[3]7-8,并認為這是“后世好亂之徒”對《水滸》“謬加以忠義”之目之事的結果。因此,為要還施耐庵《水滸傳》的本來面目,就“削忠義而仍《水滸》者,所以存耐庵之書雖小,所以存耐庵之志事大。雖在裨官,有當世之憂焉。”[3]7他從自己的擔心出發(fā)而對《水滸》進行刪削,他所說的“耐庵之志”其實也是他借腰斬《水滸》的行為而表達的個人之志。他在閱讀《水滸》的過程中充分發(fā)揮了自己的才情個性,并對其進行了大膽的再創(chuàng)造。
三
在接受美學中,對應于閱讀者理解接受的“前結構”,本文亦是充滿不確定因素的開放結構。因為讀者閱讀固然參與了作品意義的改造,但不同讀者在參與同一部作品的這種意義創(chuàng)造時,他們并沒有也不可能超越這部作品本身所提供的再創(chuàng)造的可能性和限度。而從作品角度來看,這種可能性與限度實際上是對讀者的一種召喚和等待,召喚讀者在其可能范圍內充分發(fā)揮再創(chuàng)造的才能。這就是文學作品的召喚結構,或曰結構的召喚性。伊瑟爾對此的解釋是,文學作品中存在著意義空白和不確定性,各語義單位之間存在著連接的“空缺”以及對讀者習慣視界的否定會引起心理上的“空白”,所有這些組成了文學作品的否定性結構,成為激發(fā)、誘導讀者進行創(chuàng)
造性填補和想象性連接的基本驅動力,這就是文學作品召喚性的本質。也正是由于文學作品中存在著許多不確定的因素與空白,讀者在閱讀時如不用想象將這些不確定因素確定化,將這些空白填補滿,那么他的閱讀活動就進行不下去,他就無法完成對作品的審美欣賞與“消費”,缺乏就是需要,需要就會誘發(fā)、激起創(chuàng)造的欲望,就會成為讀者再創(chuàng)造的內在動力。所以,不確定性與空白便是文學作品具有召喚性的原因。由于讀者的“前結構”與作品的“召喚結構”這兩個在閱讀活動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的存在,因此解讀本文的過程就意味是對本文意義進行假設、分析、推理、贊同、反對的一系列忙碌的過程,讀者通過修補、連接、猜測、預設響應著本文對他的邀請和期待。金圣嘆對《水滸》中宋江形象的評改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金氏在第三十五回回批中寫道:“故讀此一部書者,……讀宋江傳最難也。蓋此書寫一百零七人處,皆直筆也,好即其好,劣即其劣。若寫宋江則不然,驟讀之而全好,再讀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讀之而好不勝劣,又卒讀之而全劣而無好矣。夫讀宋江一傳,而至于再,而至于又再,而至于又卒,而誠有以知其全劣無好,可不謂之善讀書人哉!”又用《史記》來類比,“記漢武,初未嘗有一字累漢武也,然而后之讀者,莫不洞然明漢武之非是,則是褒貶固在筆墨之外也。”[3]658這里所說的“筆墨之外”正印證了文本的開放性和召喚結構,也正是由于《水滸》本文有著這樣的開放性和召喚結構,金圣嘆才有可能對宋江的形象進行評改。金氏筆下的宋江形象是一個全新的形象,幾乎完全改變了作者的初衷,把一百零八將之首的英雄人物宋江硬是改造成了一個不忠不義、非賢非孝、只會玩弄權術的奸惡之徒,“金圣嘆獨惡宋江”也由此成了《水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命題。
狄德羅曾經這樣講過:“不管一個戲劇作家具有多大的天才,他總是需要一個批評者的。……假使他能遇到一個名符其實的比他更有天才的批評者,他是何等幸福啊!”[4]《水滸》正是由于有了金圣嘆這樣的閱讀批評者才實現了《水滸》本文的作家、作品、讀者三個環(huán)節(jié)的動態(tài)交流,并使得后來研究《水滸》者注重對《水滸》結構的研究同對文學的存在方式的研究達到統(tǒng)一。“音為知者珍,書為識者傳”,作為讀者的金圣嘆憑自己的才學和悟性使得《水滸》文本發(fā)揚光大,“金本一出,他本盡廢”,也是對他的杰出貢獻的肯定。
參考文獻:
[1]薩特.什么是文學[J].文藝理論譯叢,1984(2).
[2]薩特.為誰寫作[J].文藝理論譯叢,1984(2).
[3]陳曦鐘.侯忠義.水滸傳會評本: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4]狄德羅.論戲劇藝術[J].文藝理論譯叢,19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