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作為古典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影響了中國古代的政治理路。梁啟超撰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指出古典政治思想具有倫理與政治相結合的特質。龐樸認為“儒家學說基本上是一種政治倫理學說，儒家的范疇主要是政治學和倫理學的范疇”。劉澤華則更加明確地指出了早期儒家思想是“倫理原則和政治原則渾然一體的”。社科類核心期刊推薦《學術界》自2000年改版以來已成為我國具有重要影響的人文社會科學大型綜合性學術期刊，業(yè)內專家認為本刊正在成為深度信息和綜合信息最多的國內大型學術期刊之一。

　　摘要:“治國九經”是《中庸》中政治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著重闡述行中庸者應如何著手政治治理，以及政治生活中應遵循的各項倫理標準。本文從九經之目、九經之效和九經之法三個維度，對《中庸》的“治國九經”的政治倫理思想進行探析。

　　關鍵詞:中庸,政治倫理,道德

　　“治國九經”表述在《中庸》第二十一章，《史記》載:“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生極，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子思上承曾參而下啟孟子，在先秦儒家思想的傳承中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而《中庸》的治國九經思想也成為具體化、系統(tǒng)化、綱領化地表達儒家政治倫理思想之文本。本文旨在通過對《中庸》二十一章即“治國九經”的文本分析，來發(fā)掘早期儒家政治生活中所蘊含的政治倫理精神，并從九經之目、九經之效、九經之法三個維度，對其政治倫理思想的邏輯來源，治世理想，德治方法進行探究。

　　一、九經之目—治國九經思想的內在邏輯

　　《中庸》二十一章將治國的原理總結為九項，“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日: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九經所述政治思想是從人倫的境域構建的，即所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而“身”是作為人的本體的存在，故而列在首位。九經中言修身，一方面是對自身內在精神的不斷追求與超越，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個體之間倫理關系的處理。九經把天子修身之外的目光首先規(guī)定在與他最親近和對他影響最大的群體。所謂“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被視作“仁”的主要表現(xiàn)，“尊賢”則成為“義”的精神之所在。然而“親親”這一綱目的提出，難免使人覺得君主有任人唯親之嫌，于是“尊賢”便作為一種“義”而存在。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將“義”解釋為，“宜，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而賢人是天子所認定持有與他并行不悖的理念，且有相當號召力的能人。兩者之照應，包括倫理需求與政治需求雙方面內涵，同時也避免政治局面陷人一家之天下的困境。作為天子治理天下，他的權力與施政理念的踐行需要通過所任免的“大臣”、“群臣”作為**來逐層擴展，直至庶民、百工、遠人、諸侯等政治群體。在家族宗法本位之下，對君主往往喻為“民之父母”，對百姓則喻為“子弟”�！对姟吩�:“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故九經有曰，“子庶民。”君主也恒用“公”、“祖”、“宗”之稱號以示一家之長。在此，庶民即百姓(農民)意，是對“親親”關系之延伸。而百工意指經營農業(yè)外的所有手工業(yè)者。《周禮·考工記》云:“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并且明其效用曰:“來百工，則財用足。”以上七條治國方略的實施，便可使得他國之民所敬所慕。對于慕名而來之人，嘉獎其所善而助其所不能，使來者滿意而歸。并把這種優(yōu)待他方來人的方式擴展到政治體制中即表現(xiàn)為對四方諸侯的安撫。各諸侯因恩慰而對君主心懷敬畏，王天下就得以展開了。

　　二、九經之效—治國九經思想的預期理想

　　九經的第二個層面描繪出了切實落實九經所能達到的成果，“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言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對于九經的效果，文本給出的解釋非常的具體與詳實:修養(yǎng)自身就能確立正道;尊崇賢人就能不疑于理;親愛親族就不會惹得叔伯兄弟怨恨;敬重大臣就能不迷與事;體恤群臣，士人們就會竭力報效;愛民如子，百姓就會忠心耿耿;招納工匠，則能通功易事，財物就會充足;優(yōu)待遠客，四方百姓就會歸順;安撫諸侯，則施德廣博，那么天下的人都會敬畏了。其中各項皆易體悟，唯獨所云“道立”之“道”言指何意?《中庸》開篇語曰“率性之謂道”，朱熹解釋說，“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何謂率性，在此以政治倫理的角度來說，無外乎個人內在自覺的的本性的實現(xiàn)與完成，也就是內與吾身的修養(yǎng)。緊接率性，朱子繼續(xù)言乎哉“修道之謂教”，“性道雖同，而氣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jié)之，以為法于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是也。”修養(yǎng)自身品性養(yǎng)轉化并推及社會，達至人我交融，創(chuàng)造和諧秩序的目的，同時使內于我之本心擴及外于我之實現(xiàn)，這就是修道。當九經所言政治倫理思想的“道”升華而回至《中庸》整個文本的立足點天、性、道、教、中、和通達的基礎之上時，政治生活就能達到儒家政治思想中的獨特內涵，“道成于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此’是也。”這就是“道立”。《易》有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而對于九經里的政治倫理思想而言，政治的最終要素不是政府之權力，不是經濟之財富，不是軍事之戰(zhàn)爭，不是民族與國家，而是人文之政治，是“觀乎‘天文’，已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教化事業(yè)。而九經政治倫理思想的核心也就是給個體、群體提供“正”其“性命”的空間。在《論語·顏淵》中，孔子以“正”來規(guī)定“政”，《管子·法法》亦云:“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正定萬物即將萬物付之萬物，把生命還予生命。當我們說“各正性命”時，被傳達的并非僅僅是個人的修身活動，還包括不同群體(賢能、群臣、庶民、百工、遠人、諸侯等)的自正性命得以發(fā)生在其中的境域。治國九經里所傳達的政治意圖，就是力于營構這種境域，為各正性命開通道路，其本質上是以各正性命為主軸而展開治理活動。而九經所言的一切治理活動的本質與終極理想就是將天下回歸于天下，將生命回歸于生命。

　　三、九經之法—治國九經思想的以德治國

　　如何行九經，讓萬物回歸于自然呢?九經之法首先就天子之修身提出要求，即“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從行為的中“禮”來說，天子首先通過一系列的實踐達道修身正心的目的，其次它形成了一種儀式，使天子的行為擁有強烈的象征性意義;從形式上的禮來說，一方面禮“從制度上為政治提供了一種超越權力關系的意義結構”。九經把“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作為勸賢的方式。賢者是在成己成物的同時，作為一種精神符號而存在，得到他們的認同就相當于獲得一部分群體的支持。而要做到這一點，天子就需要把周身親近之人的道德品性作為考察之首。因為這里所設想的一切政治體制，皆是建立在絕對的道德水準之上的。而在調節(jié)天子與他的親族之間的關系的態(tài)度上，九經日:“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這樣的勸解還是從儒家“愛有差等”的思想展開而來，即天子向自己的親屬示好而后擴及其民。我們可能會以認為九經是提倡裙帶關系的政治思想，然而當我們去除功利的世俗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的時候，“親親”與其說是鼓勵天子任用自己的親屬擔任官員享受權力，不如說是要求天子的親屬分擔造福蒼生的義務了。九經提出鼓勵大臣的辦法是“官盛任使”，而對于群臣，他的鼓勵方法是“忠信重祿”。大臣、群臣不僅是政治職能的施行者，同時也作為道德教化的導師，用以提高人民凝聚力和道德水準，促進社會進步。九經倡導的鼓勵百姓的方法是“時使薄斂”，這里很切實地考慮了百姓的實際生計問題，所謂“日省月試，既禁稱事”旨在要求其不斷更新行業(yè)技術，也為手工業(yè)主自身的發(fā)展提供良好環(huán)境與契機。關于對待“遠人”的政策，九經概括為“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這也是儒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理想的踐履。“遠人”在《中庸》文本的語境下，更多言指“賓客”，之所以稱之為“客”是因為九經中所強調的社會體系并沒有強烈行政意義上的國家觀念，這更像是一種共有的，聯(lián)合的，具有某些象征意義上的道德倫理的聯(lián)合。一方面天子作為仁君要把每一個人的幸福都視作自己的責任。另一方面天子要以修養(yǎng)自身道德品性為基礎，扮演文化延續(xù)和禮制傳承的監(jiān)督者與執(zhí)行者的角色，因此他就要“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從而使“天下畏之”。得到內部與外部群體的認可之后，才能走進天下。

　　四、總結

　　“治國九經”的每一經目都是針對的不同階位的主體，并由這種人與人之間主體的維度展開。所以說《中庸》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時，人同時包自身及他人，所以待人之法，或是治國之章，皆是以人治人作為走進天下的唯一方式。從這個角度來說，治國九經實則為治人九經。它從對不同政治群體進行道德教化的方式、效果立論，同時闡明了具體施行九經的方法。這也是子思對高度整合但又分工明晰的政治結構的一種理想化的設想。在這種體系下天子對其他群體的道德說服能力的影響程度也直接影響到整個社會的運行。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天子在使用它的權力時，僅把個人的道德權威作為施政的全部手段，而不依靠其他政治方式。按照儒家政治倫理思想所言，天子和其他諸侯之間的關系不僅僅是各種權力體系下的附庸關系，天子必須從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之中充分展示了修身的成果，并得到內部群體的認可之后，才能走進“天下”，而在天下這個境域之中，作為一個理想的天子(即仁君)他有著超越政治和權力的使命，即幫助此在現(xiàn)實達成《中庸》所設想之理念，即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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