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以來，在中國的文化生態(tài)中，精英文化幾乎占據了全部，居于絕對的統(tǒng)治地位，在這種一元的、單線的文化生態(tài)模式中，民間的、大眾的文化不僅登不了大雅之堂，而且缺乏大范圍傳播的媒介。這一情況直至宋元才有所變化。印刷術的發(fā)明及其商業(yè)化運作使其很快成為一種大眾傳播的手段。諸葛蔚東在其專著《媒介與社會變遷》中寫道：“15世紀中期，古登堡發(fā)明了印刷術，由此而來的一個直接后果是使出版物成為一種時興的大眾媒體，以往孤立的個人開始成為受眾，信息的大規(guī)模傳播成為可能。在印刷術發(fā)明之前，讀書多是一種個人行為……在印刷術出現(xiàn)以后，同一性（uniformity）、同步性（synchro-nazation）隨之成為一種全新的觀念。”[1]（P11）這一論述基本上也適用于明中后期的商業(yè)出版，但須稍作修正，筆者認為印刷術只是為大眾傳播提供了可能，而將這種可能變成現(xiàn)實的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yè)性出版，是商業(yè)出版使“以往孤立的個人開始成為受眾”。

　　摘要：明中后期出版的商業(yè)化使其具備了大眾傳播的某些屬性，引發(fā)了大眾文化的興起和傳播，打破了兩千多年來精英文化居于絕對霸權地位的一元化、單線性的文化生態(tài)模式，促進了文化的多元化與知識的下移，使明中后期形成了“主流文化”（以程朱理學為主體）、“非主流文化”（以啟蒙思潮為主體）和“市民文化”三足鼎立、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態(tài)格局，這無論在傳播史還是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而這一切都印證了明代中后期的社會已經蘊含著近代的因子，昭示著明中后期已經開始了由傳統(tǒng)向近代的轉型。

　　關鍵詞：商業(yè)出版,大眾傳播,文化下移,明代

　　引言

　　在印刷術發(fā)明之前，圖書的復制是靠抄寫，無法批量生產，因此，價格也比較昂貴，一般的平民百姓根本無力購買，閱讀是少數(shù)有權有錢階層的專利。唐代，印刷術發(fā)明后，書籍的大規(guī)模生產成為可能。但在宋朝以前，由于印刷術產生的歷史還比較短，加之當時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和商業(yè)化程度都比較低，因此，刻書業(yè)并不發(fā)達，而且主要是官刻。在這種情況下，圖書的出版主要是為精英階層服務，傳播和流通的范圍仍然很有限。宋元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圖書刊刻的商業(yè)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很多書坊除了刊刻傳統(tǒng)的經典著作外，開始刊刻一些生活實用類和通俗文學讀物。但是，宋元時期商業(yè)出版仍然是以傳統(tǒng)的經典著作為主，即使是生活實用類圖書和通俗讀物，也主要是以精英階層為目標受眾。以日用類書為例，臺灣吳蕙芳博士通過考察宋元與明清日用類書的訴求對象，認為宋元時期的日用類書“偏向文人使用”，而明清時期的日用類書則是“普及四民大眾共通使用”。[2]宋元時期刊刻的通俗讀物也主要是為文人階層提供消遣和娛樂，或者是作為說書人的底本。明前期，商業(yè)出版的主要受眾依然是精英階層。但無論是宋元還是明前期，雖然其主要目標讀者是精英階層，但刊刻內容的實用和通俗畢竟向大眾化邁近了一步。筆者認為，宋元至明前期，商業(yè)出版開始逐漸走向以市民階層為主體的大眾，但仍以精英階層為主，屬于一個過渡時期。

　　可見，明中后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以營利為目的的出版業(yè)（筆者稱之為“商業(yè)出版”）蓬勃發(fā)展。商業(yè)出版使通俗文化突破時空的限制，進入公共傳播領域，從而使出版業(yè)具有了某些大眾傳播的屬性，市民文化因此而興起。市民文化的興起和廣泛傳播使兩千多年來精英文化居于壟斷地位的一元化、單線性的文化生態(tài)模式被打破，文化的多元化格局由此形成。本文擬對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時段做一考察。

　　一、明中后期商業(yè)出版的繁榮及其作者和受眾群體的變化

　　明中后期，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商業(yè)出版也空前發(fā)達，在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書系統(tǒng)中，以營利為目的的坊刻在出版業(yè)中開始居于主導地位。隨著市民階層的出現(xiàn)，新的受眾群體開始形成，圖書的品種也因此發(fā)生變化，而且更加豐富。與農民相比，市民階層的成員來自不同的地方，其人際關系不是靠宗法和血緣來維系，而是以經濟利益為紐帶而形成的，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只身在外，在這種情況下，市民階層更需要精神的慰藉。另外，市民階層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也有一定的閑暇時間。因而，閱讀無疑成為排遣寂寞的最好途徑。雖然市民階層對圖書有著潛在的需求，但他們對圖書的需求不同于傳統(tǒng)的士大夫階層：四書五經是官僚士大夫們安身立命的根基，詩詞歌賦是他們賴以消遣的精神食糧，是他們身份的符碼，而這一切“雅文化”對于絕大多數(shù)市民階層來說是一種精神上的奢侈，他們更感興趣的是以小說、戲曲為代表的“俗文化”以及與其生活息息相關的各類實用性圖書。因此，市民階層是一個不同于士大夫的新興的讀者群體。精明的書商及時地發(fā)現(xiàn)了市民階層的需求和特點，紛紛刊刻了一大批反映市民階層生存狀態(tài)和生活情趣的圖書，把市民階層對圖書的潛在需求變?yōu)楝F(xiàn)實需求，從而進一步培育了市民階層這一新興的讀者群體。在這種情況下，大眾通俗讀物成為絕大部分出版商的主打品種，這就進一步促進了商業(yè)出版的繁榮。新興圖書受眾群體的形成不僅表現(xiàn)在市民階層上，而且在士大夫階層中受眾群體也開始分化。自從儒家的統(tǒng)治地位確立后，兩千多年以來，文學就喪失了獨立性，就一直是作為經學的附庸而存在。在文學觀念上，士大夫大都遵從“文以載道”的詩教傳統(tǒng)，將俗文學視為鄙野之言和淫邪之辭而加以排斥。但明中期以后，受商品經濟大潮的影響，很大一部分士大夫階層的生活方式、人生態(tài)度、價值觀念以及審美情趣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逐漸與市民階層趨同。在文學觀上，很多士大夫開始為“俗文學”正名，嘉靖年間的文壇領袖李夢陽認為“真詩乃在民間”[3]（卷262，李夢陽《詩集自序》），這里的“詩”是泛指文學作品，而非狹義的詩歌；萬歷年間，李贄在其著作中將《西廂記》、《水滸傳》等稱為“古今至文”[4]（卷3，《雜述·童心說》）；徐渭、袁宏道、湯顯祖、馮夢龍等人也都高度肯定以戲曲、小說為代表的通俗文學。晚明時期，很多士大夫將“三言二拍”、《金瓶梅》、《繡榻野史》之類的市民小說擺到了床前案頭，這意味著從士大夫中開始分化出一部分新的受眾群體。這種分化無疑會拉動圖書的消費，但它更深層次的意義則在于使一部分文人加入到通俗文學的創(chuàng)作中，進一步促進了通俗文學的出版，促進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明中后期，作者隊伍也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明前期，由于商業(yè)出版的品種比較單一，主要是經史和諸子的著作以及名人文集，而這些很大一部分是前朝的作品，即使是當代人的作品，作者也基本上都是知名的文人學者。但是到了明中后期，在市民階層對圖書需求的拉動下，許多下層文人開始加入到通俗文學的創(chuàng)作中來，如鄧志謨、王世茂、王焞、許以忠、陸云龍、熊大木、余象斗等就是典型代表，他們都是名不見經傳的下層文人，其中有的是科場上屢試不中的失敗者，或者是最底層的官吏，但他們都創(chuàng)作或編纂了大量的小說和日用類書等通俗讀物。下層文人加入通俗讀物的創(chuàng)作活動是市民文化發(fā)達和商業(yè)出版繁榮的結果，反過來它又進一步促進了商業(yè)出版的繁榮。除下層文人外，明中后期，士大夫階層中的一些人也加入到通俗文學的創(chuàng)作隊伍中來，如在戲曲的創(chuàng)作上，“自縉紳青襟，以迨山人墨客，染翰為新聲者，不可勝記”[5]（卷4，雜論第三十九下）；湯顯祖、馮夢龍等都屬于官僚士大夫階層，但湯顯祖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戲曲作品，馮夢龍則編纂了“三言二拍”、《情史》和大量的民歌選集等，李贄、袁宏道等還熱衷于通俗小說和戲曲的評點工作，書坊爭相刊刻他們評點的作品。文人學士的加入不僅進一步擴大了通俗文學的傳播，而且消解了俗文學和雅文學的對立，有利于商業(yè)出版的持續(xù)繁榮。

　　二、明中后期商業(yè)出版的大眾傳播屬性

　　大眾傳播和以市民為受眾主體的大眾文化是相統(tǒng)一的。根據郭慶光先生的定義，“所謂大眾傳播就是專業(yè)化的媒介組織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yè)化手段，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進行的大規(guī)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6]（P111）。由于商業(yè)出版的繁榮以及受眾和作者群體的變化，明中后期的商業(yè)出版無論是從形式還是傳播內容上都基本具備了大眾傳播的特點：書坊是從事信息生產和傳播的專業(yè)化媒介組織；雖然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先進的生產和傳播技術，但是已經可以以產業(yè)化的手段批量生產、復制和傳播圖書；書坊所生產的絕大多數(shù)圖書，其讀者對象是“四民大眾”；書坊生產的圖書既具有商品屬性，又具有文化屬性，書坊是“意義”層面上的生產商和提供商。

　　明中后期商業(yè)出版由精英文化傳播向大眾傳播的轉變，完全是市場競爭的結果。在圖書市場的競爭尚不充分時，依靠精英對圖書的需求就能獲得豐厚的利潤，但是隨著整個商品經濟的繁榮，市場的競爭也日益加劇，傳統(tǒng)的圖書市場會達到飽和，利潤越來越少，甚至難以為繼。這是因為精英階層雖然消費能力較高，但人數(shù)總量畢竟有限，在這種情況下，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就必須啟動大眾消費市場，于是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很多書坊重新對市場進行定位，選題結構因此也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傳統(tǒng)的經典讀物越來越少，戲曲、小說、生活用書的比重越來越大。為最大限度地占領市場，一大批反映市民階層生存狀態(tài)與審美情趣的戲曲和小說被推向市場，世俗的情感和市民的生存體驗通過小說的廣泛傳播成為大眾消費的對象。晚明世情小說的大量出現(xiàn)就是消費文化和大眾傳播的產物，馮夢龍的“三言二拍”的創(chuàng)作和暢銷更是彰顯了大眾傳播的特點，馮夢龍編纂的《喻世明言》刊刻后，成為暢銷書，書商和作者聯(lián)手及時推出了《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醒世言》等也都是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推出的，這是大眾文化商業(yè)運作的成功典范，大眾文化講求的不是十年磨一劍的經典創(chuàng)作，而是時尚和新潮；大眾文化追求的不是知識的含量，而是文化消費的當下性，消遣娛樂和感官的刺激；大眾文化滿足的是無差別的大眾，因此，它又有同質化的特點。“三言二怕”完全符合這些特點。原來主要在文人之間傳閱的《三國演義》、《水滸傳》和《金瓶梅》也憑借商業(yè)的力量走向大眾，其手段則是對文本加以改造，請人點評或改編，再加以注音注釋，這就適應和滿足了大眾的消費需求。無論是歷史演義類小說、神怪小說，還是公案小說，也都具有同質化和模仿性的特點，它們都是在很短的時間內推向市場的。

　　在日用類書的出版上，其內容和編纂模式也都體現(xiàn)出了大眾化的特點。明中后期日用類書不僅涉及傳統(tǒng)知識的內容更加通俗，而且一些新的內容完全是適應娛樂和消遣的需要。明中后期絕大多數(shù)的日用類書中都有“風月門”、“笑談門”、“酒令門”、“戲術門”、“棋譜門”、“琴學門”等，而且這類內容占有相當大的篇幅，舉凡琴棋書畫、吃喝嫖賭、打情罵俏乃至一般的雜耍技藝都經由出版商傳播給四民大眾，這在精英文化居于絕對霸權地位的時代是不可想象的。

　　如前所述，大眾文化是與消費社會和大眾傳播緊密聯(lián)系的，而消費社會從根本上是鼓勵人的欲望的，因此，享樂主義和個性的張揚就成為消費社會的一個重要風尚。正如英國學者邁克·費瑟斯通所說：“遵循享樂主義，追逐眼前的快感，培養(yǎng)自我表現(xiàn)的生活方式，發(fā)展自戀和自私的人格類型，這一切，都是消費文化所強調的內容。”[7]（P165）明中后期正是一個這樣的社會，而出版商更是極力捕捉這種社會風尚，將享樂主義與縱欲思想生產和兜售給大眾，明中后期的大部分世情小說，特別是艷情小說，剝除附著在上面的意識形態(tài)的說教外，實際上是一幅幅交織著欲望和情感的圖畫。為了取悅大眾，賺取更多的利潤，有些出版商還一味媚俗，于是一部部充滿了赤裸裸的性描寫的小說被生產出來。正如魯迅先生所指出的，晚明小說“每敘床笫之事”，“至于末流，則著意所寫，專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其尤下者，則意欲蝶語，而未能文，乃作小書，刊布于世”。[8]（P136）明末，書坊刊刻的這類小說很多，僅流傳到現(xiàn)在的就有20多種。

　　明中后期商業(yè)出版的大眾傳播效應還表現(xiàn)在明末時事小說和邸報出版上。明中后期，內部宦官專權，農民起義如火如荼，外部少數(shù)民族不斷入侵，倭寇屢犯東南沿海。內憂外患使市民空前關注時事政治，書坊主敏銳地察覺到了市民的政治意識，及時地推出了各種時事小說。明代時事小說的興起應當最早追溯到嘉靖年間的《英烈傳》。嘉靖年間，明朝開國功臣郭英的六世孫武定侯郭勛為宣揚夸大郭英的功績，撈取政治資本，策劃組織編纂了《英烈傳》，該書基本依據歷史事實，雜以野史筆記和傳說，在體例和敘事手法上模仿《三國演義》。《英烈傳》創(chuàng)作完成后，郭勛又“令內官之職平話者日唱演于上前，且謂此相傳舊本”，結果，嘉靖帝“因惜英功大賞薄，有意崇進之”，封郭勛為翊國公。[9]（P40）郭勛終于借這部時事小說達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队⒘覀鳌穯柺篮螅�雖然在萬歷以前一直沒有刊刻1，只是靠抄本和講史藝人講說的形式流傳，而且它的創(chuàng)作距開國已有150余年，還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時事小說，但它打破了本朝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的禁區(qū)，繼《英烈傳》后，一大批以本朝歷史為題材的小說在萬歷年間創(chuàng)作出來。明中后期時事小說的出版已具有新聞傳播的效應，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第一，內容的真實性。顧名思義，時事小說就是以當時的重大歷史事件為題材的小說，因此比較真實。明末的時事小說真實性更強，它的很多內容實際上就是來自于當時的朝野見聞和邸報，有的甚至只對邸報稍作修改，以使其更通俗化，陸云龍編纂和刊刻的《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就是如此。作者在《凡例》中說：“是書自春狙秋歷三時而始成。閱過邸報，自萬歷四十八年至崇禎元年不下丈許，且朝野之史，如正續(xù)《清朝圣政》兩集、《太平洪業(yè)》、《三朝要典》、《欽頒愛書》、《玉鏡新談》凡數(shù)十種，一本之見聞，非敢妄意點綴，以墜于綺語之戒。”[10]（凡例，P1-2）從內容上看，正如凡例中所說，大都來自“朝野之史”和邸報，基本上沒有虛構。

　　第二，出版的即時性。明末時事小說的出版非常及時，刊刻時間距離重大事件結束的時間一般長的最多一年，短的則兩三個月，更有甚者，不到兩個月。這種編纂和刊刻速度使受眾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知曉了朝廷發(fā)生的重大事件及其來龍去脈。由此可見，明末的時事小說具有了新聞傳播的性質。

　　正是因為時事小說具有很強的新聞性，因此在受眾中廣泛傳播，這種傳播對時事小說所依據的重大事件的當事人往往會產生很大影響，有時甚至引發(fā)政治斗爭或是被用來作為政治斗爭的工具。《遼東傳》的傳播就是熊廷弼被殺的一個重要原因，當時的宦官劉若愚在《酌中志》中說：“其（指馮銓——引者注）害經略熊廷弼者，因書坊賣《遼東傳》，其四十八回內，有馮布政父子奔逃一節(jié)，極恥而恨之，令妖弁蔣應晹發(fā)其事，于講筵以此傳出袖中而奏，致熊正法。”[11]（卷24）另外，李遜之的《三朝野記》和李清的《三垣筆記》也都有與《酌中志》類似的記載。1

　　明中后期，書坊除了刊刻時事小說以滿足市民對時事信息的需求外，還刻印邸報。邸報本來是古代專門用于朝廷傳知朝政的文書和政治情報的新聞文抄。明朝時，邸報由通政司負責傳發(fā)，16世紀前后，明朝政府允許民間自設報房，編選一部分從內閣有關部門抄來的邸報的稿件公開發(fā)售，這一類報房大多設在北京。它們所發(fā)行的邸報，通稱“京報”。有些書商看到京報的需求量大，就開始刻印邸報，以至“刻錄盛行”[12]（P1331-1332）。明末的一些京報還摻入了社會新聞，甚至是奇聞異事。臺灣學者王鴻泰認為，邸報、時事小說，“這些信息形式更與當時社會發(fā)達的出版機制相配合，以至于發(fā)展成為具有相當穩(wěn)定性的‘傳播媒體’”[13]（P136）。這一論斷和筆者對明中后期商業(yè)出版的傳播功能的論述基本一致。

　　三、明中后期商業(yè)出版與文化的下移

　　在印刷術發(fā)明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由于各種復雜原因，精英階層依然把持著文化制造和傳播的權力，壟斷了一切話語權。他們所制造和傳播的都是一些形而上的所謂的學術，是“天理”、是“道”，與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物質和精神訴求全然無關，甚至要以“天理”消滅人的合理的欲求。雖然精英內部也有一些“異端”力量在為“人欲”、為民生張本，但終究逃不出精英文化構建的一套話語體系，因此，也不能在普通民眾中廣泛傳播并為之接受；退一步講，即使有些普通市民接受了，也依然不能形成精英話語之外的新的話語體系。在這種情況下，文化就只能由精英壟斷，文化生態(tài)也只能是一元的、單線的。

　　明中后期，商業(yè)出版的迅猛發(fā)展使文化成為商品，而商業(yè)資本具有追逐利潤的天然本性，它需要不斷地拓展市場，以滿足其不斷獲取商業(yè)利潤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出版商就把目標轉向大眾，由此促成了文化的下移。這種下移開始時是靠商品經濟“這只無形的手”來推動的，但到后來則變成了出版商的自覺行為，這種自覺行為從書名、廣告和序跋以及具體的內容及其編纂方式上都能充分地體現(xiàn)出來。明中后期出版的日用類書很多書名中都有“四民便覽”、“士民便用”、“雅俗通用”等類似的字眼，這說明他們開始把受眾定位于包括市民階層在內的四民大眾。崇禎五年（1632年）遺香堂刊刻的《三國志演義》，序中稱“正欲愚夫愚婦，共曉共暢人與是非之公”[14]（序）；樂舜日在《皇明中興圣烈傳序》中則明確表示“使庸夫凡人亦能披閱而識其事”[15]（P1026）。袁宏道在《東西漢通俗演義序》中說：“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婦，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談及劉季起豐沛，項羽不渡烏江，王莽篡位，光武中興等事，無不能悉數(shù)顛末，詳其姓氏里居。”[15]（P883）可見，當時流行的歷史演義小說已經達到了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程度。

　　文化下移還表現(xiàn)在文學內容和題材的嬗變上。晚明的世情小說大都取材于市井生活，開始關注市民階層的心理和情感訴求，反映市民大眾的生存狀態(tài)、價值觀念和審美情趣，這就打破了精英文化中“詩以言志”的文學傳統(tǒng)，“在這場嬗變中，傳統(tǒng)文學中的英雄豪杰、帝王將相、正人君子紛紛從長期雄踞的文學寶座上跌落下來，取而代之的是人們不屑一顧的煙花妓女、商賈小販、市井無賴、尼姑和尚，以及形形色色的常人、凡人、俗人。在這場嬗變中，籠罩于文學作品中的傳統(tǒng)道德觀念、價值取向、人格理想的氤氳漸趨消散，代之以毫不掩飾的財貨追求、物質享受、男女情欲的世俗氣息”[16]。從圖書的編纂上看，無論是日用類書，還是通俗小說，都比較注重語言的通俗性。更為重要的是，為使一般的市民階層都能閱讀，大部分圖書都有很多注釋和注音等，如熊大木編纂的《唐書志傳通俗演義》中，卷四第三十四節(jié)有一句：“爾兄日前飲酒至酣。”對“飲酒至酣”，編者做了注釋：“半醉也。”再如萬歷年間建陽明德堂刻的《詳刑公案》卷三有一句“事系無辜不究”，編者對“辜”做了注釋：“辜音孤。”此類注音注釋顯然旨在為粗識文字的讀者最大限度地掃除閱讀障礙。

　　綜合上述分析，筆者認為，明中后期商業(yè)出版促進了文化的下移，促進了大眾文化的形成和傳播，這無論是在傳播史還是思想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它更為深遠的意義則在于，商業(yè)出版和大眾文化的興起打破了一元化、單線性的文化生態(tài)模式，使明中后期形成了“主流文化”（以程朱理學為主體）、“非主流文化”（以啟蒙思潮為主體）和“市民文化”三足鼎立、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態(tài)格局。而這一切都說明明中后期的社會已經蘊含著近代的因子，昭示著明中后期已經開始了由傳統(tǒng)向近代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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