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論文發(fā)表網論文試論李逵形象塑造的南北融合
歷史論文發(fā)表網推薦期刊《中國文學研究》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主板，創(chuàng)刊于1985年，距今已有二十多年歷史。 它由湖南師范大學主辦，是全國中文核心期刊，2006年入選CSSCI來源期刊，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在國內外影響較大。本刊是研究中國文學方面的學術刊 物，主要由學術爭鳴、文藝理論天地、古代文學研究、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比較文學研究、研究生論壇、新書評介七大版塊的內容構成，適合專業(yè)研究人士和一般文學 愛好者閱讀。
【摘要】《水滸》中李逵“殺四虎”、“遇李鬼”、“遭羅真人戲耍”等重要情節(jié)，均源自南宋文言小說集《夷堅志》。這些題材經過南宋說書藝人的改編，才糅合附會到李逵身上。而在元代雜劇作家筆下，諸如李逵負荊、李逵喬斷案等題材的出現(xiàn)。不僅直接為李逵的塑造提供了生動的素材，在性格方面，也為李逵涂抹出正氣凜然與天真樸實等性格集于一身的基本色調。所以說李逵形象的塑造史呈現(xiàn)世代累積與南北融合的特征，其形象是南北文化圈的共同藝術結晶，也凝聚了眾多南北方書會才人及編著寫定者的心血與審美理想。
【關鍵詞】《夷堅志》,話本,說話,雜劇,《水滸傳》
一、李逵形象及研究緣起
顧學頡先生曾言道：“黑旋風李逵，在‘水滸傳’上，在元曲里，都是被描寫得很有生氣，很逗人喜愛的一個人物。——是一個憨直、淳樸、魯莽、富于反抗性和同情心，農民氣息很重的英雄。”這個觀點極具代表性。作為家喻戶曉的水滸英雄，李逵身上還凝聚了古人對于天真、純樸等人類天性的某種喜好與追求�？梢赃@么說，他是一個被眾多民間藝人反復雕琢的藝術精品。
人們喜歡李逵的個性，而個性的塑造離不開故事情節(jié)。眾所周知，作為一部成書于眾人之手的古典長篇巨著，其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并非天才作家一時的向壁虛構。那么，李逵的這些極富個性而又生動精彩的英雄事跡究竟從何而來?這個人物的塑造是怎樣完成的呢?本文擬追蹤李逵形象的形成史，試圖對此形象的素材來源以及性格形成的美學原則略作詮釋；希望本研究可以有助于我們更清晰地勾勒出《水滸》的成書過程，并對成書的編創(chuàng)方式有更深入的認識。
余嘉錫先生從史料中鉤稽出的“李逵”材料，只能說是同姓名者的紀錄。事實上，李逵的英雄事跡源于民間，成型于書會才人之手。宋江的起義始于北宋末年，龔開的《宋江三十六人贊》告訴我們：南宋后期宋江等三十六天罡的故事似乎已經匯成某種整體形態(tài)，見于街談巷語。而李逵其人在南方水滸系統(tǒng)中的流傳樣式，尚無法確切地考究清楚，我們如今只能作一些本事資料的考證，從中我們可以推知南宋說書文藝已經開始熱衷于包裝、塑造李逵形象了。以下就從南宋時南方說書文藝與李逵的關系說起。
二、南方文藝對李逵形象的塑造
兩宋時代，京都汴梁與臨安的說話藝術，可謂場面興盛、技藝高超。北宋仁宗、南宋高宗都是“說話”技藝的喜好者。上行下效，民間風氣可想而知。有關南宋時的水滸說書情況，羅燁的《醉翁談錄》一書中記有“花和尚”、“武行者”、“青面獸”與“石頭孫立”等話本名目，而大名鼎鼎的李逵卻未見到蹤影。
如今可以考察到的李逵的原型故事無一例外地出現(xiàn)在南宋初年的南方志怪小說集——《夷堅志》中。這幾則本事材料，恰好組成李逵故事中最為重要的部分。
《夷堅志》乃南宋著名文人洪邁(1123～1202)的好奇自娛之作，故事以志怪為主。此書在南宋初年出版后很快就風行南宋各地①，成為一部家喻戶曉的半通俗讀物，也成為了當時說話藝術主要的取材對象。它對于南宋說書藝術影響甚巨，“是當時說話人最重要的參考書”之一。羅燁在其《醉翁談錄·小說開辟》中聲稱說話人必須做到“《夷堅志》無有不覽”。明乎此，李逵故事有三則素材居然都源于此書也就不奇怪了。下面就此三則故事與《水滸傳》作一比較，對可能影響《水滸傳》成書及創(chuàng)作風貌的因素略作分析。
《夷堅甲志》卷十四有《舒民殺四虎》條，此正是“李逵殺四虎”的原型。最早持此觀點的是魯迅，見其《華蓋集續(xù)編·馬上支日記》。孫楷第先生的語氣更為肯定，他認為“李逵殺四虎”事，完全依此改寫。
《舒民殺四虎》事發(fā)生于“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記舒州當地某人殺虎奪妻之事，洪邁的老鄉(xiāng)——番陽某人是故事的見證者。所不同者，《水滸傳》在改編中突出了李逵的孝心與勇猛�！妒妗分械膬芍淮罄匣⒔砸蛉硕粗畷r以尾部先入，故為洞中藏身者從背后輕易刺死。而《水滸傳》中李逵殺雄虎，則頗費周折，這種改編凸現(xiàn)了李逵的雄健與武勇。但馬雍先生稱《水滸傳》李逵殺虎之所以描寫生動，“實當歸功于景盧(即洪邁)”，其言甚是①。番陽乃洪邁故鄉(xiāng)，與江州相鄰；而舒州為今安徽省安慶市，是從江州順長江而下的首個重要府治�？梢姶藙t小說描述的是發(fā)生在當時江南的一件奇事。
《夷堅志》支丁卷第四有《朱四客》條，故事講敘婺地某人朱四客，在看望女兒途中遭遇盜賊，朱氏勇奪其槍并將盜賊踢于崖下，沒想到傍晚投宿旅店，恰好正遇到賊窩，朱氏燒了此賊房屋后脫身離去。此為《水滸傳》“真假李逵”故事的原型�！端疂G》中寫李逵上梁山后欲回鄉(xiāng)取母，至沂州境，路逢假冒黑旋風者，李逵斗倒此人后欲殺之。李鬼自言家有老母，因贍養(yǎng)之故方來此打劫。李逵憐其孝心，給了銀兩放走此人。后李逵投宿于某山村人家歇臥，恰遇李鬼跛腳而歸，向其婦自述經歷，正被李逵聽到，于是李逵殺此二人，焚屋而去。二書情節(jié)脈胳極其相似。且錄《夷堅志》原文，備參：
婺民朱四客，有女為吳居甫侍妾。每歲必往視，常以一仆自隨。因往襄陽，過九江境。山嶺下逢一盜，軀干甚偉，持長槍，叱朱使住而發(fā)其篋。朱亦健勇有智，因乘間自后引足蹴之；墜于岸下。且取其槍以行。暮投旅邸。主媼見槍，扣之。遂話其事。媼愕然如有所失。將就枕，所謂盜者跛曳從外來，發(fā)聲長嘆日：“我今日出去，卻輸了便宜，反遭一客困辱。”欲細述所以，媼搖手指之日：“莫要說，他正在此宿。”乃具飯餉厥夫，且將甘心焉。朱大懼，割壁而竄，與仆屏伏草間。盜秉火求索，至二更弗得。夫婦追躡于前途十數里。朱度其去已遠，遽出，焚所居之屋。未幾，盜歸，倉皇運水救火，不暇復訪。朱遂爾得脫。
細加比較，二書之間頗多細節(jié)相同之處，如人物對話，如盜賊跛腳而歸等。這個故事的發(fā)生地正好在江西九江(即江州)，朱四客從婺州(如今的浙江金華)到襄陽，途經此處。此事情節(jié)離奇，堪稱精彩，必會成為說書藝人所采編的絕好對象。筆者疑心，早期說話故事中的主人公也許會改寫為某位江州的英雄，后來才附會到李逵身上。但因本事原在江州，故也使得李逵與這江州結下了不解之緣。
最后我們來看《陳靖寶》條，此是《水滸傳》中“羅真人戲耍李逵”的本事所在②。試看其原文：
紹興甲子歲，河南邳徐間多有妖民以左道惑眾，而陳靖寶者為之魁杰。虜立賞格捕之，甚峻。下邳樵夫蔡五采薪于野，勞悴饑困，衣食不能自給，嘗嘆喟于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有官有錢，便做一個快活漢。如今存濟不得，奈何!”念念弗已，逢一白衣人荷擔，上系葦度，從后呼曰：“蔡五，汝識彼人否?”答曰：“不識。”白衣曰：“汝不識，如何捉得他，我卻識之，又知在一處。恨獨力不能勝耳。”蔡大喜，釋擔以問。白衣取葦席鋪于破垣之側，促坐，共議所以躡捕之策。斯須起，便旋路東�；仡櫜�，厲聲一喝。蔡為席載起，騰入云霄，邊空而飛，直去八百里墮于益都府庭下。府帥震駭，謂為巨妖。命武士執(zhí)縛，荷械獄犴，窮訊所由。蔡不知置辭，但言：“正在下邳村下，欲砍柴，不覺身已忽然飛來。實是枉苦。”府移文下邳，即其居訪，逮鄰左，驗為平民，始獲免。而靖寶竟亡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此文寫的是一個樵夫蔡五想捕盜賊以獲懸賞，卻為會妖術的盜賊所戲弄的故事。如今《水滸》第五十三回《戴宗智取公孫勝，李逵斧劈羅真人》記李逵因斧劈羅真人，受到羅真人戲懲：真人以白手帕鋪于石上，喚李逵踏上，說是要送歸梁山。那手帕化一片白云飛起。羅真人喝聲“去!”一陣風把李逵吹入云端，耳邊只聽得風雨之聲，不覺徑到薊州地界，卻從薊州府廳屋上骨碌碌滾將下來，當時正值府尹坐衙，看見半天里落下一個黑大漢來，謂是妖人，命獄卒痛打之。李逵只得招做“妖人李二”，被大枷釘了，押下大牢。情節(jié)與《夷堅志》的《陳靖寶》條全同①。二者相襲改編的痕跡，不言自明。
本事的發(fā)生地，在江蘇的徐州與邳州之間，地屬江南，與山東省鄰近。而樵夫被蘆席所載，飛至八百里外的益都府(今山東省青州市)�？梢姶耸麓_與山東有些關聯(lián)。《水滸》的改編則將地理更加北移：李逵與戴宗二人到薊州(今屬天津)尋覓公孫勝，李逵在云中飛行之后掉在薊州府衙門，可知飛行不遠。這似為《水滸》改編的疏漏處。再者，《水滸》中是以手帕化云飛行，文中卻稱“如蘆席大”，卻不正是改編自《夷堅志》所“露出的馬腳”嗎?
上述三則本事，發(fā)生地皆在江南，其中兩篇或在江州或與之關聯(lián)。那個時代說話藝術中有“樸刀”、“桿棒”一類的題材很是流行，雖然《醉翁談錄》中存留下的這類話本名目多數已經無從考實。由此，筆者揣測，上述三個作品很可能最初會被南宋說書藝人利用來塑造“樸刀”、“桿棒”一類的某位草莽英雄，而且這位草莽盜賊的籍貫與活動范圍應該在江州或其附近。后因南宋期間李逵故事的單薄，于是有藝術人轉以此類素材附會到李氏身上。筆者揣測這些素材為南宋民間藝人改編，也許起先塑造出的是一位江州籍英雄，后因李逵故事之單薄，遂又轉而附會到李氏身上。當然，在《水滸》故事流行于南宋的街頭巷尾時，說書藝人為了彼此爭雄，也不排除直接采用《夷堅志》中素材來豐富水滸傳奇的可能。
上面已經提到《夷堅志》影響到《水滸》決非偶然。其實，不特李逵其人，即魯智深的人物原型也似出于《夷堅志》。而侯會的《(夷堅志)中的(水滸傳)素材》也向我們昭示著兩書之間的密切關系。此外，學者們指出《水滸》故事與南宋時其他說話文藝(如“說鐵騎兒”)有同生共長的現(xiàn)象，這一點完全可以想象�？傊�，李逵的形象，正是在南宋時各類說書藝術交流互滲的大背景下，在文言小說家與說書藝人的合力下，逐漸吸納各類素材與營養(yǎng)，才慢慢在眾多傳奇中脫穎而出，形成自己的獨特個性與人格魅力的。
三、北方文藝(元雜劇)對李逵形象的影響
南方文藝雖然為李逵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優(yōu)秀素材，但不可否認，李逵形象的深入人心，離不開北方文藝為其“粉墨登場”所作的準備，這種準備包括故事編寫與性格刻畫兩個方面。所謂北方文藝，現(xiàn)今可以詳考的只有元雜劇。北方的說話藝術對此的貢獻，只能推知一二。而此前金國之說書情況及其對水滸故事的貢獻，因缺乏文獻，就更難究其實際了。
水滸故事的源頭在山東，大元一統(tǒng)之后，水滸故事也開始以雜劇形式盛行于北方。據朱一玄《水滸傳資料匯編》與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現(xiàn)存的元代水滸劇目存有二十四種之多。由此已經可以看出宋江三十六人故事在元代的影響非同小可。在這些水滸戲中，李逵最為活躍。元人高文秀寫有八種李逵戲，分別有《黑旋風雙獻功》《黑旋風斗雞會》《黑旋風窮風月》《黑旋風喬教學》《黑旋風借尸還魂》《黑旋風詩酒麗春園》《黑旋風大鬧牡丹園》《黑旋風敷衍劉耍和》，康進之有兩種：《梁山泊李逵負荊》《黑旋風老收心》，楊顯之則有《黑旋風喬斷案》、紅字李二還有《板踏兒黑旋風》，共計有十二種李逵戲。此外，不以李逵為主角的還有兩個雜劇值得注意，即李致遠的《大小夫妻還牢末》與無名氏的《魯智深喜賞黃花峪》。由此可見他在元代的北方民眾中受歡迎程度之高。王玉章在《雜劇傳奇中的李逵》中說道：“梁山好漢中最直爽、最豪邁、胸無芥蒂的，要算李逵，所以自來創(chuàng)作者總是喜歡寫他。”洵為實情。
陳松柏先生在《水滸傳源流考論》中大膽地推論部分李逵戲所展示出的李逵性格的豐富性。他認為《喬教學》可以見出李逵的儒雅風流；《窮風月》見其放蕩不羈；《借尸還魂》見其詭計多端等等。當然，這些唯有存目的作品究竟寫了什么，已經無法確知了②。有把握的判斷是：現(xiàn)存水滸戲中的李逵“感情細膩、幽默風趣、辦事精明”，這些性格特征都是《水滸傳》中李逵所不具備的。所以也有學者據此推斷水滸戲的內容對于《水滸傳》的成書并無影響。
的確，雜劇中李逵的細膩與精明，與《水滸》中李逵那種殺戮成性、性格魯莽有些形同水火。但這是否就意味著水滸戲對于《水滸》的成書沒有影響呢?論者以為并非如此。性格的差異，可能正是李逵形象沒有定型時劇作家們審美趨異的體現(xiàn)；此外，說書藝術與戲曲在文體上差異很大，劇作家筆下人物的個性有時達不到也不必達到完整與統(tǒng)一，戲曲有時會片面地追求喜劇性。凡此大約都是造成李逵在戲中個性豐富多彩的原因。再者，劇作家創(chuàng)作水滸戲，其素材或另有來源，用以豐富原有的北方水滸故事。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小說與戲曲有著同源共生的特性。劇作家的改編如果獲得舞臺成功的話，這些故事勢必會反過來影響說書藝人的故事形態(tài)。書會才人們通過吸納姊妹藝術來豐富自己的說話技藝，乃理之常情。很難想象說書行業(yè)的競爭性會讓北水滸系統(tǒng)走向封閉。
明乎此，我們試來細看北方的元雜劇究竟對于李逵形象有何貢獻。
為具體說明這些李逵戲對于《水滸》中李逵形象的影響，我們先擇取《李逵負荊》與《雙獻功》這兩部最有名的李逵戲作為分析對象。
“李逵負荊”的故事，在《水滸》中被適當改編，“英雄”式的行徑被突出，而雜劇原有的喜劇性因素被削減了。雜劇中的李逵為了保住腦袋，顯得笨拙而可愛，他原想自刎或跳崖，但終究沒有勇氣，甚至只好用耍賴來躲避砍頭的危險。這副“可愛”的性格放到戲曲中趣味盎然，但卻與《水滸傳》中李逵魯莽的性格實相矛盾。所以小說改寫為李逵奮勇高喊要自殺謝罪，因眾兄弟勸阻，才立功贖罪。這種改寫合乎李逵一貫的性格邏輯。而雜劇《李逵負荊》的主題以及情節(jié)的精彩并沒有被改變或削弱，雜劇所宣揚的“為民請命”的奉獻精神，以及“只認真理不認兄弟”的原則主義(即金圣嘆所謂“獨有李逵，便銀子也買他不得”)，都成為李逵個性的有機組成部分�？梢哉f《李逵負荊》一劇成就了李逵的英雄本色，凸現(xiàn)了其過人之處。即便《李》劇原有話本依據，它的上演使得李逵形象在北方更加膾炙人口的功績，依舊不可抹殺。
《雙獻功》的故事，并沒有進入后來的《水滸》。這對于有“李逵戲專家”稱號的高文秀說來頗具反諷意味。此故事或源于當時的北水滸系統(tǒng)，劇作的致命缺點在于特色不足。其實，《水滸》中李逵另有一個“雙獻頭”的故事，但情節(jié)與之大異：李逵在潘太公家為之捉鬼，結果將潘太公的女兒與奸夫雙雙殺死，并將頭獻到了梁山。這種“大快人心”的英雄行徑，凸現(xiàn)了當時北方的民間風氣：英雄們好以“殺淫婦”來伸張“正義”。這種通奸行徑，在今天看來，起碼罪不至死；而在元代，民間似乎對于“殺淫婦”之舉多津津不已�？陀^說來，《水滸》中李逵殺“淫婦”的做法顯得節(jié)外生枝，精彩不足而血腥有余�？梢姟端疂G傳》的成書情況非常復雜，改編寫定者有時在選材與加工方面，難以做到事事精當�？傊s劇《雙獻功》中的李逵除了精明強干之外，別無精彩可言。故事陳舊，而性格又與《水滸》中李逵的魯莽相異，怪乎此題材為《水滸傳》所棄。
總觀這些李逵戲，有些學者以為“這些不同的李逵又存著許多相似性與共同點……每個劇本分別突出李逵性格的一個、二個方面，合起來又成了一個整體的李逵形象!”其實，這些李逵戲做不到部部精彩，也未必都合乎一般民眾對于李逵形象的審美期待。作品的傳世與否已經部分地說明了它們在塑造李逵形象上所曾達到的藝術水準。優(yōu)秀作品得以流傳，而大量的李逵戲作品，因其形象過于夸張，或是拙劣、平庸，以致難以被民眾普遍接受而終被歷史淘汰。如《李逵詩酒麗春園》《李逵喬斷案》等大約即是這種情況，因為詩酒風流與滑稽搞笑的故事實在很難與李逵的形象相諧�！端疂G》第七十四回中的“李逵壽張喬坐衙”的斷案內容，是否采于雜劇，無從考證。我們在《水滸》的“斷案”故事中發(fā)現(xiàn)的只是李逵個性中魯莽因素的延伸，雖有搞笑意味，但格調不高。筆者揣測原雜劇作品中所謂的“喬斷案”可能含有為民請命的成分。央視《水滸傳》電視劇對于此處的改編使得李逵“人民性”(仗義憐貧)的特征被極力凸顯，于此亦可略見民眾對于李逵形象的基本理解與審美需要。
總的說來，學者們大抵相信李逵戲應該來源于一個相對完整的北方水滸系統(tǒng)。在元代北方，李逵的故事可能已經有了一個相對固定的匯編本。從宋江在元雜劇中大抵相同的出場詩看來，這個水滸故事系統(tǒng)略同于《大宋宣和遺事》中的水滸故事。其實，針對李逵戲，筆者以為它們情節(jié)上無連續(xù)性可言，人物塑造也決非完整。這些作品在曲詞中沒有提到元代當時的其他李逵戲；它們更可能的是劇作家們的獨出機杼或另有借鑒，所以形象顯得頗有差異。在這些枝椏林立而發(fā)展各異的李逵戲中，北方藝人展現(xiàn)了他們豐富的創(chuàng)作力，他們?yōu)槔铄铀磕ǔ龅奶煺�、爽朗、直率甚至是機智的種種性格與原北方水滸系統(tǒng)的說書故事發(fā)生碰撞，并在一定程度上豐富發(fā)展了李逵的原有個性。
此外，要補充的是：此時的北水滸系統(tǒng)與南方水滸故事，似還處在南北隔閡的境地�，F(xiàn)存的李逵戲都沒有提到上述取材于《夷堅志》的原型故事，也從來沒有提及李逵曾到江州，或曾有劫法場的壯舉。由此推測，北雜劇中的李逵還只是一個活躍于山東沂州的北方英雄，與武松一樣，他們在北方深受愛戴。他的形象與影響力在元代雜劇家對他的厚愛與反復創(chuàng)造中延續(xù)并活躍著。這些劇作家們努力地拉近著這位英雄與民眾之間的距離，抹淡他身上原有的殺戮性，增加他身上的孩童般的純真，這種努力對《水滸傳》的成書影響甚深。
四、李逵形象的形成簡史
對李逵的本事原型的考索過程使我們相信，水滸英雄的故事的確經過了大江南北眾多民間藝人的共同塑造。細心地把《水滸傳》中文字與原來的文言小說及元雜劇等作一比較，我們不得不驚訝于這位編者(或者說是這些眾多的藝人們)在小說《水滸》中所達到的藝術水準。雖然對《水滸傳》的成書時間聚訟紛紜，但多數學者相信此書在元末明初完成，編著寫定者是一個北方人，而且應該是一個后來流寓到杭州的北方書會才人。
南北文化圈出于地域或傳統(tǒng)的差異，為李逵這個人物所能提供的元素也不盡相同。比較而言，《夷堅志》出于文體的限制，原有故事中的人物形象過于模糊，所以在性格方面，李逵的個性受北方元雜劇影響更為明顯。李逵的形象得到了南北兩大水滸系列故事的滋潤與營養(yǎng)，這才成為中國小說史上如此光輝奪目的人物�？梢哉f，如果沒有洪邁的《夷堅志》與南宋時以杭州為主的(或是寓居杭州的北方藝人)說書藝人的改編創(chuàng)造，沒有北方元雜劇作家的生花妙筆，李逵這黑廝斷不能有如此驚人的性格魅力。
本文對于李逵形象的形成簡史，結論大致如下：其一，李逵是三十六天罡之一，他的聲名與地位決定了他可能原有的系列故事在北方流傳。從他的排行看來，他的名氣遠不如當時的宋江、盧俊義等人顯著；從有無話本名目傳世看來，他的故事也遠沒有“武行者”、“花和尚”來得精彩。其二，南宋時，水滸故事開始在杭州及其他南方城市流傳。由于原有的故事精彩不足，浸染于南方文藝中的李逵話本，開始汲取南方的營養(yǎng)，它從《夷堅志》中截取三事，以敷演自身的人物風貌。其三，李逵的魯莽使得他深受北方藝人的喜愛。金元時代的北方說書情況難知詳情；但元代極富才情的劇作家們開始了對李逵戲的熱心改編，李逵極富夸張的天真?zhèn)�性被凸顯并深入人心，部分精彩的李逵戲盛行民間，造就了李逵的聲名，這些故事的題材與精神后來被《水滸傳》所吸納。其四，假定《水滸》的編者確為羅貫中，他由河北到杭州，編寫中取材于南北兩大系統(tǒng)的水滸故事，實屬必然。在他之前，或許另有改編者；而南北兩方的水滸故事是否已有匯編成冊的話本可置于案頭，無法確知。但羅貫中等人的編著寫定，其用功之深、寫定之難、貢獻之巨，亦足以讓后人景仰。此外，兼有雜劇作家身份的羅貫中是不可能無視元代李逵戲這筆遺產的；放之其他編著寫定者，亦然。
其實南方文藝——尤其是《夷堅志》——對《水滸》成書的影響，學者們關注得還不夠。同樣，說書藝人們的功績由于沒有文本的留存作為鐵證，也很有必要在此強調。他們在聲容笑貌方面對李逵所進行的精細加工，功不可沒。這既包括南方說書藝人，也包括北方說書藝人，甚至是編著寫定者。正是他們突出并統(tǒng)一了李逵的性格特征，或剔或補，刮垢磨光，才最終打造出如此神彩熠熠的藝術形象。
李逵形象的形成史也讓筆者觀察到：為了將這些與南方血脈相連的生動故事吸納到《水滸傳》中，小說改編者不得不擴大水滸英雄的活動范圍：他們將宋江發(fā)配到了江州。這不僅成全了活躍于南方的李逵故事，也同樣可以靈活地吸納一些在南方地域異�；钴S的水賊們的故事，從而大大地豐富了水滸英雄的群體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