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這一詞來源于希臘語，其意思為“管理一個家庭的人”。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在他的《經濟論》中將“家庭”及“管理”兩詞的結合理解為經濟�，F代經濟學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和開放是二十多年來推動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在中國發(fā)生根本性變化的直接力量。20年來，中國的改革和發(fā)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市場經濟體系正在全面建立。

　　摘要：自新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確立之后，特別是自弗里德曼等將邏輯實證主義引入到經濟學以來，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就開始主導了經濟學的研究，而方法論的探究則日漸式微;即使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已經發(fā)生了巨大改變，現代主流經濟學依然不愿對方法論進行實質性探討，以致20世紀80年代曾經在西方復興的方法論思潮又逐漸湮息了。究其原因有二：一者，迄今為止的方法論探究還主要停留在畫地為牢的批判層面，因而沒有對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提供多少有用的東西;二者，現代主流經濟學已經日益教條化和功利化，那些掌握學術資源的主流為了維護自身地位而不愿接受新思維的挑戰(zhàn)。

　　關鍵詞：現代經濟學;方法論;功利主義;主流化

　　一、前言

　　對任何科學的理論研究來說，研究思維和方法論都是至關重要的。一方面，每當一個理論體系和一門學科遇到現實意識和理論意識的挑戰(zhàn)之時，就有待于方法論的突破，從而最終導致新的研究范式出現。顯然，如果沒有一個較為明確而合理的方法論，那么所謂的研究往往只能是觀點的陳述，或者只是作些機械的數據處理工作。這樣，所謂的研究就根本上升不到理論層次，而只會落入庸俗實用主義的窠臼之中，從而必然無法全面地認識經濟現象和經濟規(guī)律。另一方面，任何學科的研究方法都應該與其研究對象相適應，不同學科會因其研究對象的差異而呈現出迥異的特征以及偏重某種獨特的研究方法。顯然，關注“人”的經濟學與研究“物”的自然科學在研究方法上就應該存在很大不同，這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解釋。一者，社會現象總是在不斷變化的，其影響因素也隨歷史、文化而不斷改變。因此，在社會科學領域，相同的條件往往只有在一個惟一的時期之內出現，而人工隔離則往往會消除那些在社會科學中極為重要的因素。二者，人類社會中存在強烈的俄狄普斯效應和自我反饋效應，第二次進行實驗的條件必定會受到以前已經進行過的實驗的影響，即現在的狀態(tài)往往被過去的事件所規(guī)定。因此，在社會科學中，看似重復出現的事件的經驗與原來事件的經驗是不同的，而重復往往是產生新的、習慣性的條件，每一個被觀察到的事件都是新的。正是由于社會現象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隨著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拓寬，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就不能僅僅停留在闡明一些諸如需求定律、生產要素邊際分配凈盡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納什均衡以及阿羅不可能定理等基本原理以及引述支持這些原理的論據;相反，要真正理解一個經濟理論，必須能夠理解科學共同體內隱含的共同價值觀，必須能夠明白理論提出者在提出理論時的基本思維、價值理念以及希望達到的目的，以及這種理論潛含的其他效應。

　　其實，在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領域，即使是同一個理論或學說，其隱含的意義在不同立場的學者看來也存在很大差異，例如，現代主流經濟學中那些被視為一般性結論的東西，往往就不能為馬克思主義學者、激進主義學者、制度主義學者、女性主義學者乃至奧地利學派學者等所認同。因此，豪斯曼強調，“與學習任何科學一樣，學習經濟學并不僅僅是理解諸如需求規(guī)律一樣的概括性命題。在人們享有價值、語言和觀點的同時，人們也在了解事實、命題和方法，這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顯然，正是出于對主流的凱恩斯一新古典綜合之失敗的一種反應，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降，學者們就開始重新尋找經濟學與哲學思想之間的聯系，從而涌現出了像霍奇遜、哈奇森、布勞格、羅森伯格、考德威爾、巴克豪斯、豪斯曼、博蘭、克蘭特、勞丹、勞森、梅基、胡佛、亨德森、漢茲、雷德曼、馬奇、溫特勞布以及麥克洛斯基等一大批新的經濟學方法論專家;同時，另一些非主流的經濟學家也開始從方法論上對主流經濟學展開了更深層次的批判，這包括奧地利學派、后凱恩斯主義者、制度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女性主義者，甚至出現超邊際學派等等。與此相對應，有關經濟學方法論的思想觀點、論文數量等在西方學術界也出現劇增趨勢，并出現了《經濟思想和方法史研究》、《經濟學和哲學》以及《方法》等討論方法論的刊物，以致“現在可以把經濟學方法論看作是經濟學領域內可以清晰識別的一個分支學科”。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盡管在新古典經濟學成為方法論批判的對象已有了30多年歷史，但它依然沒有對這些批判做出回應，更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調整跡象;即使那些開始關注研究方法的主流經濟學家，也往往幾乎都是將其精力用于經濟學的建模方法上，而不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前提進行反思。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反常的現象呢?本文就此作一系統(tǒng)分析。

　　二、方法論轉變與經濟學發(fā)展

　　自經濟學從其他社會學科獨立出來以降，方法論就是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大師們所關注的基本問題，如古典經濟學家配第、斯密、李嘉圖、薩伊、馬爾薩斯、西尼爾、穆勒父子、麥克庫洛赫、凱爾恩斯，歷史學派學者西斯蒙第、瓊斯、繆勒、李斯特、施穆勒、韋伯、桑巴特、凡勃倫、康芒斯、加爾布雷思，邊際效用學派先驅杰文斯、瓦爾拉斯、門格爾、克拉克、馬歇爾、威克塞爾，以及現代經濟學家羅賓斯、米塞斯、哈耶克、馬克盧普、庫普斯曼、羅賓遜夫人、弗里德曼、盧卡斯、森等等。霍奇遜指出，“在大約100年的時間里，(方法論)這一問題占據了科學研究中一些最偉大的思想家的頭腦，而且這一問題是多數社會科學和經濟學分析的中心。”而且，每當經濟學范式面臨轉換之時，方法論上的爭論就尤顯激烈，例如，經濟學從古典主義向新古典主義過渡時期的方法論之爭表現為：歷史學派對古典學派的挑戰(zhàn)、邊際學派對歷史學派的挑戰(zhàn)、制度學派對邊際學派的挑戰(zhàn)。同樣，當今經濟學的理論發(fā)展，諸如凱恩斯革命、凱恩斯綜合、理性預期革命、新凱恩斯綜合等等，以及各種流派的出現，無一不是首先在方法論上出現反思和革新，宏觀經濟學對微觀經濟學的革命、凱恩斯內部左右兩派的爭論、理性預期的反革命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講，經濟學說發(fā)展史實際上也就是一部經濟學方法論變換史。

　　一方面，每一次經濟思想的重大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都是伴隨著方法論的變革，經濟學學術史中的四次革命和四次綜合都是建立在方法論轉化的基礎之上。譬如，在斯密之前，重商主義者的思想主要源于對歷史和現實的觀察，而斯密第一次把政治經濟學提升到了演繹科學的殿堂，從而構建了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框架和學說體系;而針對后來李嘉圖、薩伊、西尼爾等人把演繹法極端化以及將經濟學孤立于其他學科的取向，穆勒重新將歸納法和演繹法結合了起來，并將社會學、心理學和倫理學等都引進到經濟學之中，從而形成了古典經濟學的綜合。再如古典經濟學后期的門格爾、杰文斯和瓦爾拉斯等人一反古典經濟學從勞動的分析角度探討財富增長的思路，而是以商品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及其滿足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出發(fā)點，著重研究消費(需求)、分配(流通)、價格(競爭)、市場機制以及個體經濟等微觀經濟理論，并再一次拋棄了歸納法而強化了抽象的演繹分析，從而掀起了邊際革命;而馬歇爾則把古典經濟學從客觀成本分析的思路和邊際效用學派從主觀需求分析的思路結合起來，構建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框架，并再次吸收了歸納分析的基本思路，廣泛運用生物學的原理如有機體組織、進化論、生存競爭等解釋經濟現象，從而形成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綜合。因此，正如門格爾指出科學的創(chuàng)造和革命是由那些不停地鉆研科學方法的人們所推動的，即使他們沒有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使用正確的方法，或者沒有轉過去研究這些方法，但他們的成功仍可以歸結為正確方法的運用。

　　另一方面，任何經濟學流派的研究方法都與其研究對象和內容相適應，這也已經為經濟學說發(fā)展史所證明：無論是歷史學派、制度學派還是凱恩斯學派或者是理性預期學派都形成了與其研究對象相適應的研究路線。譬如，當經濟學從古典主義轉向新古典主義之時，由于研究對象發(fā)生了從公共領域到私人領域的轉化，相應地也就產生了從平均主義到邊際主義的方法論革新。顯然，通過重新審視經濟學的演化以及現代經濟學的特征，我們可以更好地發(fā)現經濟學方法論的變革趨勢，并對現代經濟學方法論進行反思。事實上，按照新古典主義的正統(tǒng)經濟理論范式，整個經濟中的總產出和就業(yè)都是由個體最優(yōu)化行為下微觀層次上的均衡狀態(tài)決定的，但新古典主義的諸多限制性假設卻大大削弱了其對現實經濟活動的解釋力;為此，凱恩斯將預期和不確定性引入自己的體系之中，并以非均衡分析為起點來構造宏觀經濟理論，這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信奉的自由市場經濟及其自動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可見，凱恩斯對新古典經濟學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論，而在于他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否定;同樣，凱恩斯之后，無數的追隨者們對凱恩斯體系本身存在的種種“空隙”和“硬傷”給予修正、彌補、完善，這些都是凱恩斯經濟學得以發(fā)展、充實的重要前提和體現。當然，這些彌補主要體現在邏輯推理和假設前提上，而這些是方法論的較低層次;相反，在方法論較高層次的研究思維上，卻依舊承襲古典主義后期就不斷凸顯的自然主義思維。

　　正是根基于自然主義思維，著眼于微觀分析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主要是解釋性的而非預測性的。而且，這種解釋的視角是以均衡為參照系，從而并不能發(fā)現和解決現實問題。正是出于對新古典微觀經濟學這種解釋性學說的反對，凱恩斯提出了其宏觀經濟學以對總體經濟變量進行分析和預測。不過，凱恩斯經濟學也面臨著兩方面的挑戰(zhàn)：一者，它作為應對短期蕭條經濟的應用政策經濟學而出現，從而無法滿足歷史的經驗檢驗和預測未來經濟發(fā)展，并且很快就遇到了實踐的挑戰(zhàn);二者，它的宏觀經濟理論過分強調預測性而疏于解釋性，從而無法滿足邏輯推理上的一致性檢驗，并且很快就遇到了新古典宏觀學派的挑戰(zhàn)。與此相對應，新古典經濟學確立的成本一收益以及供求均衡的分析范式的邏輯往往顯得更為嚴密和系統(tǒng)，從而更容易為追求科學性和客觀性的學者所接受;為此，在經歷了凱恩斯經濟學的宏觀沖擊之后，20世紀70年代弗里德曼、盧卡斯等人又主張回到新古典去，以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選擇來構建宏觀經濟學的分析基礎，并重新占據主導地位。正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學的經驗分析和微觀經濟學的理性推理結合起來，從而引入并壯大了邏輯實證主義;同時，由于新古典宏觀學派以“假設的現實無關性”為理論指導思想，從而日益偏盛于基于理性的數理模型和細枝末節(jié)的實證分析。于是，以數理化為特征的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就確立了。任何問題的研究都需要量化，即使制度、關系、文化、精神乃至宗教等都要轉化為可量化的指標;同時，量化的分析往往又是建立在理性行為的基礎上，一切不確定都被轉化成理性選擇問題。

　　當然，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確立也經歷了三次大的爭論和變革：一是19世紀70年代在門格爾和施穆勒之間爆發(fā)的那場影響深遠的方法論之爭，它最終確立了抽象演繹法的主流地位;二是20世紀初在J，內維爾，凱恩斯、羅賓斯以及哈奇森之間爆發(fā)了一場經濟學方法論大戰(zhàn)，他們分別發(fā)表了《政治經濟學的范圍與方法》、《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以及《經濟理論的意義和基本前提》而對方法論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觀點，并開始把波普爾思想引入到經濟學理論研究中;三是二戰(zhàn)之后薩繆爾森、弗里德曼以及盧卡斯等對經濟學方法論提出了系統(tǒng)的意見，特別是弗里德曼的邏輯實證主義最終成為經濟學難以撼動的方法論基礎。當然，弗里德曼、盧卡斯等人僅僅是強化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論思維，或者發(fā)展和補充-些分析工具。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思維的強化，自邏輯實證主義方法論被引入進經濟學以后，經濟學就日益把物理學視為榜樣而試圖構建一般性的理論;結果經濟學越來越關注細枝末節(jié)的技術工具，而越來越不關注理論研究的哲學思維，以致方法論的探究日漸式微。而且，正因為現代經濟學把經濟學當作一門自然科學來對待，并極力模仿自然科學的單一研究方法，導致經濟學方法論的探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已經被淡化了;即使在20世紀50、60年代就出現了波普爾、庫恩以及拉卡托斯這樣的方法論大家，但弗里德曼引領的邏輯實證主義在經濟學領域卻占有牢不可破的統(tǒng)治地位。

　　可見，經濟學的發(fā)展本身就伴隨著方法論的轉換和發(fā)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應該與其研究對象和內容相一致。因此，只有通曉經濟學的方法論思維，才可以更好明白經濟學的發(fā)展軌跡，才會產生真正的問題意識，并發(fā)現理論和實踐中的癥結。一般地，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則源自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和時代課題，而既然社會發(fā)展呈現出否定之否定的規(guī)律，經濟學的研究路線也必然是否定之否定的。事實上，正是基于這種規(guī)律，自從其他學科中獨立出來并開始形成自己的學科體系算起，經濟學的發(fā)展就已經經歷了四次危機、四次革命以及四次綜合。不幸的是，盡管方法論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如此重要，但隨著經濟學中數理模型和計量分析的主流地位日益強化，涉足經濟學方法論領域的人就越來越少，方法論問題也越來越引不起經濟學研究的興趣，絕大多數人熱衷的是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以數據來為最大化的理性行為提供一些注解。因此，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越來越不討論方法論問題，但流行研究幾乎都內含了特定的研究思維：數理模型的構建和計量檢驗的分析都以特定的方法思維為前提，這個思維就是自然科學的導向。沙克爾寫道：“數學家傾向于把經濟學視為機械來研究。對于機械，我們總是有可能(有時實際也是如此)對其進行抽象的討論，從而可以不顧過去與未來之間存在的差異，可以設計一個系統(tǒng)，在其中，‘大部分’的影響不會超過它對重力作用的影響，把所有對象都視為確定的、預先設計好的、司計算的。”

　　三、現代經濟學的方法論困境

　　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強調基于形式邏輯的數理建模和基于計量實證的量化分析，從而將現代數學工具大肆應用到經濟問題的研究中，但顯然，注重計量和數理的研究思維已經越來越難以適應當前日益拓展的經濟學內容。究其原因，現代經濟學越來越涉及到社會生活領域，不僅生活領域中人類行為所根基的是心理邏輯而不是數理邏輯，而且絕大多數社會因素都是無法量化的，更不要說社會經濟現象本身還在不斷變動;而“數學所能夠探討的，要么是其本身就可以隱含地表達的含義，要么是已經給定的含義。社會的經濟事務方面的數學模型可以把社會成員視為穩(wěn)定地或逐漸地獲得知識的個模型無法將我們所說的創(chuàng)新包含在內。”然而，盡管自20世紀70年代以降的經濟學在研究內容上已經發(fā)生了如此巨大的改變，但數理化和邏輯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卻沒有發(fā)生相應的修正，相反還以一往直前的擴展沖動不斷滲入到其他傳統(tǒng)上的非經濟領域;結果現代主流經濟學盡管滿足于形式邏輯的日益精致化，卻元法滿足理論與經驗事實的一致性檢驗。顯然，這也正是現代經濟學的危機根源。霍奇遜寫道：“今天(有關一般性與特性、統(tǒng)一性和差異性的方法論討論)這一問題卻被大多數人忽略了。絕大多數社會科學家都沒有察覺這一問題。而且教科書中這一問題也被忽略了。不論是新古典經濟學家還是后凱恩斯的經濟學家，似乎都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雖然較早的理論學家，如馬克思和康芒斯研究了這一問題，但是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制度主義者卻很少關注這一問題。”因此，我們就必須對流行的數理化經濟學取向進行反思。

　　其實，正是由于迷信于數學對于經濟學科學化發(fā)展的作用，結果不但使得為這些學者提供純粹智力體驗和展示的假設前提變得日益不現實，而且也使得由此得出的推理結論與現實實踐越來越相脫節(jié)�；羝孢d寫道：“主流大學經濟學系主要的注意力并沒有集中在當今世界的緊要問題上，他們通常并不培養(yǎng)對現實經濟過程、體系和制度的研究。智力資源雖然沒有完全浪費，但卻嚴重配置不當”，“即使建模者對新古典理論的標準假設提出了挑戰(zhàn)(偶爾出現的關于相互依賴的偏好關系、粘性價不完全信息等等的正式文章)，這些挑戰(zhàn)常常也是以智力難題的形式而不是對現實現象的考察提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講，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兩大流派——凱恩斯主義流派和新古典經濟學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古典宏觀學派，都存在理論上的嚴重缺陷。有人就詼諧地說，“在20世紀末，經濟學被分為宏觀經濟學家和微觀經濟學家，前者觀察不能夠解釋的現象，后者解釋不能觀察的現象。”尤其是，隨著資本內涵的變化和外延拓寬以及人類需求的變化，經濟學所涉獵的領域越來越寬，而當經濟學為了保持其“客觀性”和“科學性”而極力將數理模型化分析應用到這些新領域時，往往就會產生令人匪夷所思乃至荒唐的結論。

　　盡管現代經濟學的數量化已經暴露出了嚴重問題，但是，這種發(fā)展的步伐不但沒有稍作停頓，反而有加速的趨勢。為此，羅賓遜夫人1977年在《問題是什么》一文中就質疑道：正統(tǒng)經濟學在多大程度上受意識形態(tài)錯誤地驅使?這種狀況為什么能夠一直持續(xù)下去?是否因為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變化太過頻繁，以至于其一般的“法則”才一直沒有獲得承認?為什么新古典經濟學不能在社會生活中的歷史性時刻起到適當的作用?經濟增長的目的是什么或作為一個富足的社會我們希望實現什么?為什么那么多的經濟學家認為民族國家的組織原則是理所當然的?經濟學解釋的發(fā)展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為對(不)適當的方法的“選擇”，如選擇數學而不是參與者的行為學?顯然，現代主流經濟學面臨著更大的挑戰(zhàn)：不僅關乎社會現實問題的變化，如近年的次貸危機就顯示了這一點;而且關乎人類社會的文化、心理和思維問題，如當前社會中暴露出來的交往合理性的危機。麥克洛斯基等甚至指出，歷史上發(fā)生的經濟學危機和革命與這一次危機相比就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危機，也沒有產生什么真正意義上的革命。

　　因此，要解決當前經濟學的理論危機，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概念術語、主要分析思維乃至整個邏輯體系都需要重新進行審視。一般地，當前經濟學危機的深層原因在于：西方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裂變導致了科學主義的衰落。一方面，根植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義思維，西方社會所產生的整個社會科學都是科學主義的產物;正是基于這種思維，盡管社會科學的各個分支迄今還很不成熟，但人們相信，它們終歸有一天會像自然科學一樣成熟起來，因而主流經濟學不斷將其自然主義思維拓展到人類社會的各個領域。另一方面，經濟學數量化趨勢的盛行也是20世紀上半葉整個世界經濟計劃化的產物：當時全球的物質資源非常稀缺，因而經濟學主要關注如何更有效地使用這些稀缺性資源這一根本性課題;正是由于當時經濟學所處理的對象是自然物，因而可以有效地將自然主義思維加以拓展，人類工具理性的挖掘也確實在對人與物之間關系上取得一些重大發(fā)展，這包括線性規(guī)劃、投入產出等等。然而，在經濟學研究內容已經如此不同的今天，如果依舊在這種科學至上主義引領下局限于經濟學的數理化一途，就會帶來完全適得其反的結果。

　　閱讀期刊：《現代經濟探討》

　　《現代經濟探討》辦刊宗旨為：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注重經濟領域重大問題的理論探討和實證分析，貼近經濟實踐，追蹤理論前沿;全方位探討我國經濟改革發(fā)展中的熱點和難點問題，強化對宏觀經濟、區(qū)域經濟、微觀經濟協(xié)調運行的深層研究;貫徹百家爭鳴方針，交流各方觀點，及時反映經濟理論研究的新進展、新成果和新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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