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從研究柳永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出發(fā)，聯(lián)系其生活道路，指出：對“情”的執(zhí)著與追求，是柳永創(chuàng)作最原始的動機和最終極的歸宿;對人性的肯定和宣揚，是柳永創(chuàng)作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價值取向;對“理”的背叛與皈依，是產(chǎn)生柳詞特殊藝術(shù)魅力的心理因素。

　　關(guān)鍵詞：古代文學論文,創(chuàng)作心態(tài),“情”,創(chuàng)作動機,“理”,價值取向

　　柳永，這位傾盡畢生心血在宋代詞壇上滾爬的風流才子、“白衣卿相”，在中國詞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柳永的詞表現(xiàn)的是一個復雜的心理結(jié)構(gòu)體，后來的著名詞作家，如蘇軾、秦觀、周邦彥等等，雖“各標新異，各呈異彩;但溯流尋源，卻不得不歸功于柳永以畢業(yè)精力……替他們準備了有利條件”[1]。后世的一些詞評家對柳永的作品不屑一顧，卻拿他的“人品”大作文章，極盡詆毀。宗白華先生說：“若就主觀方面──藝術(shù)家底方面──說，藝術(shù)就是藝術(shù)家底理想情感的具體化、客觀化，所謂自我表現(xiàn)(Selfexpression)。”[2]綜照柳詞，可以說他清麗的詞句間蘊藏著這位“詞匠”充塞天地的深情和生生不息的癡心。柳永主“情”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一直影響著整個宋代詞壇，也影響著自他以后的通俗文學，這是一個很耐人尋味的現(xiàn)象。“文學史，就其最深刻的意義來說，是一種心理學，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3]要對柳永及其詞作進行全新的審美評判，只有深入其主體，“自下而上”地分析柳詞所蘊含的深微的心境和意緒，方可得出較為準確的結(jié)論。

　　一

　　宋人將“歡愉愁怨”“動于中而不能抑者”[4]之“情”集中表現(xiàn)于詞中，使宋詞成為中國文學韻文史上以情見長的文學樣式，這在宋初的詞人中表現(xiàn)尤為突出。對“情”的執(zhí)著與追求，是柳永創(chuàng)作詞最原始的動機和最終極的歸宿。

　　《樂章集》中第一主題是男女之情。柳永出入秦樓楚館，是歷代詞評家所不齒和忌諱的。但是，柳永與歌妓交往，實在不能用“浪蕩”“輕薄”這一類鄙夷不屑的字眼來簡單概括。出入青樓之中，嘻笑歌妓之間，這正是柳永“情”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源泉，是形成他“情”的文學觀的重要契機。在柳詞中，青樓是欲海，更是情場，是他受傷心靈的愈所，是他沐浴脈脈溫情的棲園。

　　柳永在少年時就有過聽歌狎妓的行為。他這時與歌妓之間尚處在一種朦朧的、未自覺的“情”的追求之中，有追求個性解放、要求個性自由、逆反于封建禮教壓抑的傾向，但這只是一種潛意識。及至三考三落之后，他才徹底改變他的生活道路。這也鑄就了他情詞創(chuàng)作心態(tài)：由封建風流才子的浪漫變成了具有反封建意識的落魄“情種”的深沉。

　　柳永出身于世宦奉儒之家，從小就受到儒家功名用世的影響。加之柳永生平自負，以為“臨軒親試，對天顏咫尺，定然魁甲登第”(《長壽樂》)。然而現(xiàn)實給他的卻是殘酷的打擊，柳永功名用世之心，治國平天下之志遙遙無望，悵然失落。他也曳裾侯門，拜訪過晏殊;寫過干謁詞(《望海潮》即贈孫何);呈過贊美詞(《醉蓬萊》即呈仁宗)，可遭到的是無端的奚落和莫名的侮辱。柳永用世之心及其自恃不為世羈之才，竟落至如此地步，其內(nèi)心之苦，之悲，之怨，之憤，足當唐代李白。然李白是“謫仙”，其尚能以心之超脫來抗御世之不公。柳永不能，他惟有退身于秦樓楚館，以心之真誠承世之虛偽，其較李白之哀尤哀。詞人過人稟賦、用世之心的徒然搖落，促使他無奈地轉(zhuǎn)向?qū)κ軅�心靈的淺唱低吟。柳永原來是打算在歌妓的輕歌曼舞中，忘掉心的傷痛，麻木清醒的靈魂。然而，待與歌妓長期接觸以后，他卻發(fā)現(xiàn)了連綿不斷的生之痛苦與死之悲哀�！睹韵梢�》中那位少女對生命、對愛情、對自由發(fā)自內(nèi)心的呼喚，搖撼著詞人的心�！肚锶锵阋�》《離別難》中兩位華年早逝的苦難的歌女對生的體驗，對死的徹悟，驚醒了詞人的心。這時的柳永已由疏放狂熱的少年變?yōu)橐晃簧畛恋脑~人了，由一個不自覺的情的追求者，轉(zhuǎn)為自覺的情的探索者。

　　個人生活的痛苦經(jīng)歷和紛擾復雜的慘淡人生，使他由對外在物理世界的觀照內(nèi)斂為對內(nèi)心心理世界的發(fā)掘。從他一生專致于詞的創(chuàng)作，把以言情見長的詞作為情感的渲泄口，足見出他情之深長與情之執(zhí)著。這是多情者、有情者當然的舉措。柳永以“曲祖”的輩份啟發(fā)了湯顯祖等一大批通俗文學的言情大家，而反過來他們的作品又為柳詞作了最佳發(fā)揮和最好的詮釋。

　　柳永對歌妓的愛是他一生中最鐘之情，也是最大之情。

　　他為情而傷：“好夢狂隨飛絮，閑愁濃勝香醪。不成雨暮與云期，又是韶光過了。”(《西江月》)“人面桃花，未知何處，但掩朱扉悄悄。盡日佇立無言，贏得凄涼懷抱。”(《滿朝歡》)

　　為情而悔：“可惜當年，頓乖雨跡云蹤。雅態(tài)妍姿正歡洽，落花流水忽西東。”(《雪梅香》)“佳人應怪我，別后寡信輕諾。”(《尾犯》)

　　欲為情死：“奈好景難留，舊歡頓棄。早是傷春情緒，那堪困人天氣。但贏得，獨立高原，斷魂一餉凝睇。”(《內(nèi)家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鳳棲梧》)

　　只為情生：“待信真?zhèn)�，恁別無縈絆。不免收心，共伊長遠。”(《秋夜月》)“已受君恩顧，好與花為主……永棄卻，煙花伴侶。”(《迷仙引》)

　　他為情付出了高昂的功名代價，然而他無怨無悔。“浮名利擬拚休……共綠蟻，紅粉相尤。”(《如魚水》)“向此免名韁利鎖，虛費光陰。”(《夏云峰》)他無論是出外漫游，還是歷宦江南;無論是悲傷，還是宴樂，都始終不忘對情的眷戀。那“層波細剪明眸，膩玉圓搓素頸”的秀香，那“妙舞腰肢軟”的英英，還有心娘、佳娘、蟲娘(蟲蟲)、酥娘，一個個“蘭心惠性”，“不稱在風塵”。她們是柳永情感附著的對象，也是“情”的物化和幻化。柳永認為情義無價：“莫道千金酬一笑，便明珠萬斛須邀。”(《合歡帶》)“閑雅。須知此景古今無價……鈿合金釵私語處，算誰在，回廊影子。愿天上人間，占得歡娛，年年今夜。”(《二郎神》)這是一種超越傳統(tǒng)思想的情愛觀，是一種“博愛”精神的表現(xiàn)，和晚唐五代詞人及后代風流文人有著不可同日而語的區(qū)別。

　　溫庭筠也寫歌妓，但那不過是失意文人的化身。他著名的《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張惠言《詞選》說：“感士不遇也……‘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 　　韋莊所寫的也只是自己與歌妓之間的風流韻事。如《菩薩蠻》(“紅樓別夜堪惆悵”)以一種玩弄的口氣，來表達他極富極貴、志得意滿的士大夫的閑愁閑悶。

　　柳永以健康的情愛觀念和心態(tài)觀照他鐘愛的女子，把她們視為知己，視為愛情的對等面。柳永的“情”經(jīng)過意境的美化，鋪衍成“癡”和“病”，所謂“爭知這多情，占得人間，千嬌百媚”(《玉女搖仙》)，“多情到了多病”(失調(diào)名)。這是情的升華，情的深化。

　　柳永是封建社會士大夫階級里的“多余人”，在封建社會所謂“正常”的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卻在封建社會“不正常”的青樓中找到了自己的知音，發(fā)現(xiàn)了自我存在的價值，這是柳永的不幸與大幸。他不顧一切地將全部的愛傾注在淪落風塵的“意中人”身上，癡情著她，迷戀著她，惟恐一不小心失去了她，破碎的心便在這情的失落和找尋中形成了一個“情結(jié)”。加之人生的不幸，仕途的坎坷，失意的打擊，在他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陰影。面對哀景，自然觸景傷懷，哀不勝哀;面對樂景，“異質(zhì)”而“同構(gòu)”，反生哀愁，其愁何堪!這是“情種”獨有的表現(xiàn)，是衷情者“多情到了多病”的特殊“病態(tài)”心理反映。

　　藝術(shù)是藝術(shù)家心靈的呈露。“情”是柳詞的內(nèi)核，不管是歌妓詞、羈旅行役詞，還是歌詠太平詞，都是“持一情字，摸索洗發(fā)”[5]。柳永將情附著于美的意象，使美的意象顯得充實，內(nèi)涵豐富。如寫歌妓的美色之時，更突出她們的技藝和才華;寫大都市的繁華富麗之時，更寫出都市人的閑適、健康的精神風貌。因此，對美的刻畫與欣賞，是柳永對“情”的客觀化與具象化而鋪衍的結(jié)果，是柳永創(chuàng)作的潛在動機。

　　二

　　勿庸諱言，柳永對情的表白，也伴隨著“色” “欲”的成份，這也是歷來的評論家所詬病的。但是柳詞中的“情”與“欲”是統(tǒng)一的。由于柳永主情意識的超時代性和進步性，使得柳永總是從人性的高度和以 “情”為背景對“欲”進行觀照，表“欲”與主“情”是柳永創(chuàng)作中二位一體的心態(tài)。它從一定的高度體現(xiàn)了柳永對人性的肯定與宣揚，具有朦朧的人文思想意識，是柳永進行情詞創(chuàng)作的價值取向。

　　情欲是人性中自然本性的一種表現(xiàn)。《樂章集》對“欲”的揭示與表露，是與“情”的執(zhí)著與追求高度的統(tǒng)一，體現(xiàn)出人的意識的初步覺醒。清代陳銳說：“屯田詞在院本中如《琵琶記》……在小說中如《金瓶梅》……”[6]如若說《金瓶梅》反映了在資本主義萌芽時期人性的復蘇，那么，柳詞在這一點上與它是相通的。

　　剔除掉《樂章集》中少數(shù)粗俗的作品(這些作品是“世俗化的官能感受走向極端或失控的產(chǎn)物” [7])，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柳永總是將“欲”置于“情”的背景之上，從人的本性的角度進行觀照，使“欲”顯得是被人意識到了的本能，也就是說“欲”在其中是一種理性化的本能，這是人意識到自身存在的前提。被人毀之為“淫詞”的《斗百花》和《菊花新》是較為直露的“欲”的表白。然“柳永詞上承敦煌曲，下開金元曲子”[8]。這首詞便和敦煌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詞中表現(xiàn)的是世俗真誠質(zhì)樸的情愛，追求的不是性本能的宣泄與滿足，乃是男女主人公苦于夜短情長，歡情難久，又恐時光流逝，容顏易老。“留取帳前燈，時時待看伊面。”欲的本能與要求是基于“情”的執(zhí)著與癡迷，及其對現(xiàn)世中“無情”的清醒認識。柳詞中時時表露出的這種隱性的“自我意識”，實質(zhì)是人性意識產(chǎn)生的基礎和前提。“自我意識”是自我生存的意識，自我需要的意識。“把我們的肉體、我們的欲望看作某種與我們相異的東西”，就是把“我的自然欲望，整個我的自然機體”看成“不屬我自己的”[9]，是對自我的摧殘，是非人道的虛偽。

　　通過對“欲”的直白來表達對人性的肯定和宣揚是柳詞的價值取向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體現(xiàn)在柳永對人主體性的充分肯定。柳永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具有強烈主體意識的詞人。柳永在“拆白道字”“唱新詞，改難令”中發(fā)現(xiàn)了自我的存在、自我價值，由此而產(chǎn)生了人性自由的觀念和豁達的人生態(tài)度：“閻羅大伯曾教來，道人生，但不須煩惱。遇良辰，當美景，追歡買笑。”(《傳花枝》)康德曾說過：“人能夠具有關(guān)于自己的我的觀念的那種情況，使他比地球上其它一切動物在本質(zhì)上無比優(yōu)越。” [10]人的“自我”的含義是：“我”是一個自主、自覺、自由、自為的存在物。柳永已感覺到功名利祿對“自我”的異化，他痛苦地喊道：“游宦區(qū)區(qū)成底事” “蠅頭利祿，蝸角功名，畢竟成何事。”然而他無力擺脫這種異化的力量，他工于行役羈旅之詞，與其說是技法上的成功，倒不如說是他凄苦的心靈映射著人性的光輝。對主體“我”的發(fā)現(xiàn)和對“自我”異化的無奈，是柳永心態(tài)兩大不可忽視的特征。

　　柳永眼中的歌妓是世間尤物，她們“心性溫柔，品流詳雅”(《少年游》)。

　　秀香：貌美歌甜，波剪明眸，玉搓素頸，一展歌喉，則“遏天邊亂云愁凝”(《晝夜樂》)。

　　瑤卿：妙詩錦文，“小詩長簡”令多才多藝，頗為自負的詞人也為這傾倒，“玉箸銀鉤”之字則更為她的詞錦上添花(《鳳銜杯》)。

　　還有《荔枝香》(“甚處尋芳賞翠”)中那位顧盼生姿、動行有情的少女，一副高傲矜持的模樣，表現(xiàn)出凜然難犯的人格美�！睹韵梢�》中那位強顏歡笑，違心 “隨分相許”的舞女，一聲“萬里丹霄，何妨攜手同歸去……永棄卻，煙花伴侶”，喊出了歌妓們被摧殘、被壓抑的人性的辛酸的心跡。恩格斯說，妓女們“把自己的境況看成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不幸，既然已經(jīng)遭到這種不幸，她們就不得不忍受這種不幸，但決不應該損害她們的人格，也不應該損害她們的尊嚴”[11]。把歌妓放在與自我對等的人的位置上進行審視，已顯示出柳永初步的資本主義萌芽狀態(tài)下[12]的民主思想。

　　世俗化、感性化的心態(tài)，深沉的內(nèi)吟及心靈的自省、自視，逐漸使柳永追求以自身心境和情緒為觀照對象，從而引起他對人生、宇宙乃至自身存在的思索。內(nèi)因和外因的互相作用，使柳永的人文意識從隱性的反抗封建禮教壓抑到顯性的有意識的表露。這一心態(tài)形成一個“心理場”，強烈地吸附著柳永創(chuàng)作的價值取向，從而使柳詞閃耀著人性的光輝，這光輝穿過歷史的隧道，至今仍放射著誘人的魅力。 　　三

　　然而，柳永出身儒學世宦之家，從小熱衷功名，對科舉入仕充滿信心，只是由于后來在現(xiàn)實中屢遭打擊，才致使他的思想和人生發(fā)生了轉(zhuǎn)折性的變化。因而，他對“情”的執(zhí)著與追求，尚未能完全擺脫“理”的束縛和羈絆。“理”是儒家禮教中修身用世之理，是世俗物欲權(quán)欲之理，是封建倫理道德之理。柳永對“情”和“理”的追求變化，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從983年到1033年(柳永第一次落第前)。這一時期柳永讀書漫游，尋花問柳，生活較安順，眼底缺少性情，對功名熱衷，對“情”的朦朧意識完全被對“理”的信賴與依戀所掩蓋。

　　第二個時期，從1002年到1034年(及第前)。這一時期柳永三考三落，對“理”由懷疑到背叛，對“情”的追求由不自覺到自覺。歌妓詞描寫歌妓們的自由理想和悲劇命運;詠物詞揉進了悲涼的身世之感。“情”是這一時期藝術(shù)表現(xiàn)的主旋律，是他創(chuàng)作心態(tài)的主軸�？梢哉f這是“情”的核凝聚時期，柳永有價值的詞大多產(chǎn)生于這一時期。

　　第三時期，從1034年到1053年(去世前)。這一時期可稱為對“理”的皈依期。柳永及第后，雖入仕為官，勞苦奔波，苦不堪言。皈依了“理”，卻依然未能忘“情”，“情”與“理”發(fā)生沖突，使柳永處于進退兩難的境界。心靈空間的擴大，形成一種審美張力，使得柳詞形象博大，意境蒼涼。

　　柳永“情”與“理”、超正統(tǒng)與正統(tǒng)的思想的沖突斗爭，使得柳永的作品層次繁復，色彩斑斕。藝術(shù)家整個人生就是在這種進退維谷的兩難境界中，在無望的企戀、解不開的內(nèi)心沖突的心境中，在痛苦的追求和無可奈何的適應的無窮往復、不斷循環(huán)中度過。柳永的悲劇是他因“情”的藝術(shù)觀、審美觀、倫理觀所導致的。在他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中，“情”一直是主流，“理”只是作為一種潛意識的因素沉積于心底，因而時時作祟。“情”與“理”的斗爭在柳永那里始終糾纏不清。柳永的這種心態(tài)影響著元明時期的俗文學的創(chuàng)作主題與發(fā)展趨勢，崔鶯鶯可以說是這種現(xiàn)象的繁衍，而杜麗娘則是這種現(xiàn)象的增殖。把柳永背叛 “理”又皈依“理”，歸結(jié)為“酸葡萄”心理是不科學的。

　　柳永于景佑元年(1034年)考上進士，及第已老，這實則是一種極大的悲哀和不幸。柳永依照“本我”的價值準則，在作品中實現(xiàn)了“自我”，在超正統(tǒng)思想上已具有先驅(qū)和啟蒙的歷史地位。而在現(xiàn)實中，柳永卻是一個被“非我”異化了的人格結(jié)構(gòu)體，他時時表現(xiàn)出對“本我”的回歸和對“自我”的依戀。或許是詞人不堪心理的重負吧，他也曾想歸隱山泉，超越現(xiàn)實，擺脫這連綿不斷的生之痛苦。

　　桐江好，煙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繞嚴陵灘畔，鷺飛魚躍。游宦區(qū)區(qū)成底事，平生況有云泉約。歸去來，一曲仲宣吟，從軍樂。(《滿江紅》)

　　江山如畫，云濤煙浪，翻輸范蠡扁舟。(《雙聲子》)

　　宦海沉浮，與人生主情的思想相去甚遠。人生太累，“云濤煙浪”，“鷺飛魚躍”是先人所志，也是柳永所向。他還幻想游仙成佛，了卻凡塵的苦惱。

　　清旦朝金母，斜陽醉玉龜。天風搖曳六銖衣，鶴背覺孤危。貪看海蟾狂戲，不道九關(guān)齊閉。相將何處寄良宵，還去訪三茅。(《巫山一段云》)

　　其“飄飄凌云之意”[13]是久困樊籠之紛擾的心跡表露。隱歸山泉，游仙成佛是柳永解脫對“理”的背叛與皈依的糾纏、緩解“情”與“理”斗爭的無奈選擇，是柳永心態(tài)又一側(cè)面的展示。詞人豐富微妙的心理，作品五彩紛呈的無盡魅力，使人留連忘返，上至皇帝，下至村夫，都喜愛柳詞，甚至于佛門釋子也于此中參禪悟道，足見柳詞的意境之博大與精微了。

　　注釋：

　　[1]唐圭璋：《柳永事跡新證》，《詞學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宗白華：《藝境》，北京：北大出版社，1987年版。

　　[3]賀新輝主編：《<宋詞鑒賞辭典>前言》，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

　　[4]陳子龍：《王介人詩余・序》，見《安雅堂稿》卷三。

　　[5]王驥德語，見陳廷《白雨齋詞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卷一。

　　[6]陳銳：《褒碧齋詞話》，http：//guji.artx.cn/article/39964.html。

　　[7]吳功正：《詞人心態(tài)論》，見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1年，第11期。

　　[8]吳熊和：《唐宋詞通論》，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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