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縱觀國內外發(fā)展，“黑社會”現(xiàn)象一直困擾著各國發(fā)展。中國古代和近代社會也遭受“黑社會”困擾，本文認為可以從歷史發(fā)展的進程中去探尋“黑社會”其存在的原因，以期更好地從根源上根治“黑社會”困擾。

　　關鍵詞:黑社會,歷史原因,官本位,貧富懸殊,腐敗

　　一、黑社會的歷史復雜性

　　中國古代和近代并沒有現(xiàn)代意義上的黑社會組織或黑社會性質組織，在當時更多的是以有組織的匪盜，幫會等形式存在。但它們之間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是一種繼承與發(fā)展的關系。“我國當前的黑社會性質組織與歷史上的幫會組織有著深厚的文化淵源，其組織形式、價值觀念、犯罪手段、內部紀律、隱語暗號等各個方面都模仿近代幫會，與幫會有著許多相似之處，與幫會文化更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lián)系；我國黑社會性質組織內部的亞文化都是從認同和融合傳統(tǒng)幫會文化開始，幫會文化的消極因素滲透進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骨髓，換言之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一定意義上來說就是幫會文化哺育出來的一個惡果”。

　　事實上，一種社會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往往是長期歷史演變的產(chǎn)物，黑社會現(xiàn)象也是如此。黑社會現(xiàn)象古已有之，這也是令歷朝歷代政府頗為頭疼的事情，就拿清朝來說，當時的黑社會犯罪就已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如澳門的《知心報》在1897年發(fā)文指出：“地球各國，盜賊之多，以中國為最；中國盜賊之多，以廣東為最”。當時的統(tǒng)治者也采取了諸多措施來打擊黑社會犯罪，如李鴻章在任兩廣總督的時候也不斷對其境內的“粵匪”進行清剿，在清剿過程中“李鴻章的清剿行動，也與前任們手法相似，整頓團練、保甲，派兵清鄉(xiāng)。而比前任更進一步的是，他設立了專門的打黑機構——緝捕總局，并在各地開設派出機構，以便就地審判，并兵分五路進行大規(guī)模清鄉(xiāng)。而且，經(jīng)清廷批準，他于3月14日得到了‘暫復“就地正法”舊章’，以遏制廣東“盜匪日熾”的特殊政策。這意味著，本來要報經(jīng)清庭的死刑審判權，完全下放到地方，下放到打黑第一線”。這些措施不可謂不嚴厲，在短時期內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李鴻章離開廣東之后，治安問題幾乎立即回彈”。由此，即可以看出黑社會犯罪問題治理的復雜性和艱巨性，也體現(xiàn)出了黑社會犯罪的歷史復雜性，這個問題的存在絕不是近幾十年來才出現(xiàn)的，是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中形成的。

　　二、黑社會形成的歷史原因

　　1.“官本位”的官僚運行機制，為黑社會的滋生提供了“溫床”。無容置疑，“官本位作為一種社會機制，在特定社會發(fā)展階段上曾起過一定的作用。”但“官本位”長期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卻是影響深遠，也是后患無窮。官本位的官僚運行機制導致行政力量壟斷了絕大部分的社會資源。正如劉澤華所言：“不是經(jīng)濟力量決定著權力的分配，而是權力分配決定著社會經(jīng)濟分配，社會經(jīng)濟關系的主體，是權力分配的產(chǎn)物”。而這部分社會資源被士人階層所掌握，而普通人手中所擁有的往往是被這種合法行政力量剝奪之后的剩余資源。而這些剩余資源在整個社會中發(fā)揮的作用又是微不足道的。在社會中如果想獲得更多資源的主要出路就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上流社會，進而到達與“上流社會”建立密切關系的層面。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國古代，做官就成了知識分子的正途。官位本身就成了學識、道德、榮譽、地位的體現(xiàn)，使之成為中國人追求的目標”。但這種狹窄的社會進取通道，必然會使得相當一部分人被排除在“正途”之外，那些無法通過這條路實現(xiàn)個人價值且生活困頓的人，往往就會拉幫結派成為“黑社會”，形成一股在社會洪流中得以自保的幫派體系。通過尋租“權利”，或以尋求“權利”庇護，在社會運行中追求自己或團體的最大利益。比如清朝的青幫等。

　　2.“仇官”、“仇富”的原始心態(tài)，導致自然形成社會“斷層”，為黑社會的產(chǎn)生提供了社會基礎。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仇官”、“仇富”的心理。這種心理使得普通的大眾與以“官”“商”為代表的精英階層產(chǎn)生社會、心里隔閡。突出表現(xiàn)在“窮人與富人以及窮人和國家之間難以在社會公共事務和許多具有公共利益的問題（比如對付自然災害、疾疫、構建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共同遵守公共道德與行為規(guī)范等）上形成必要的共識與關注，難以長期保持一致或接近的價值取向并采取共同行動，從而大大降低了全社會的凝聚力，大大增加了社會資源整合和在全社會從上到下形成社會責任意識的難度”。

　　“在國家政權尚能控制局勢期間，絕大多數(shù)的窮人只能將仇富心理淤積于胸中或有限地溢于言表（最典型的莫如《詩經(jīng)》中的‘碩鼠’篇），只有極少數(shù)窮人敢因為仇富（或加上其他動機）而變成專門或主要針對富人的財富下手（類似‘殺富濟貧’的梁山好漢）的‘盜’、‘賊’”。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的窮苦大眾難以立足于社會時，在這種“仇官”“仇富”心理的驅使下，其中一部分人在政治上的表現(xiàn)就是形成與官府對抗的黑惡勢力，在經(jīng)濟上表現(xiàn)就是從事“黑社會”所標榜的“劫富濟貧”的搶掠行為。

　　3.貧富懸殊為“黑社會”產(chǎn)生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自古至今，歷朝歷代的統(tǒng)治者，雖然對貧富分化所帶來的負面形象有著相當清醒的認識，也采取了許多措施，歷史上也不乏社會精英為緩和矛盾而進行的改革。但由于階級利益所使然，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問題。富庶的人家倉廩充足，土地跨州連郡；而貧窮的人一無所有，無立錐之地。以宋朝為例，伴隨著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社會上出現(xiàn)了“腴田悉為豪右所占，流民至無所歸”以及“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的現(xiàn)象，在那時“土地占有不均現(xiàn)象十分突出，占總戶數(shù)百分之八九十的以農(nóng)民階級為代表的下層，占有的總耕地數(shù)不過是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其中戶口幾乎半數(shù)的客戶和主戶中的第五等戶幾乎完全沒有土地；而占總人口不過百分之十的富人階層則占有全國耕地的百分之六七十。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貧富分化的矛盾顯得十分尖銳”。失去土地的流民也往往成為社會最不穩(wěn)定的因素。當能夠茍延殘喘地活下來時，這一群體還能保持原有的“安伏”狀態(tài)，社會還可以維持著相對穩(wěn)定；但當出現(xiàn)地震、災荒等自然災害，位居上層的統(tǒng)治集團處置不當時，要么會出現(xiàn)大規(guī)模的“陳勝、吳廣式”農(nóng)民起義，與其坐而待亡，孰若起而爭執(zhí)？“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要么就是形成數(shù)量龐大的“黑社會”，暗流涌動，形成對抗社會、抗爭官府的“無形黑手”。巧取豪奪，為所欲為。

　　縱觀中國歷史，“黑社會”多發(fā)地域也是貧富差距大的地方，比如四川（包括重慶）、東北山區(qū)、陜西北部、湘西山區(qū)、兩廣地區(qū)的十萬大山、近代以來的上海青幫……

　　4.無孔不入的腐敗現(xiàn)象為“黑社會”產(chǎn)生提供了原動力。尤其在過去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地方官員集行政、軍隊、司法大權于一身，掌握生殺予奪大權。極容易產(chǎn)生權力“尋租”現(xiàn)象，權力一旦“尋租”成功，利益攸關，又往往對黑社會犯罪形成最強有力的“保護傘”，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以近代上海興起的“青幫”組織為例，“民國時期的青幫的領導人物還制定了青幫發(fā)展的策略，即在不同時期采用賄買結合的手段，以主要當權派為‘保護傘’，并且采用學者們通常形容的‘刀切豆腐兩面光’的處事原則，以對各方勢力都不得罪、八方結交的辦法來謀求自身最大的發(fā)展”。通過“保護傘”的庇護，青幫也獲利頗豐，如“軍統(tǒng)頭子戴笠曾是杜月笙早期‘燒冷灶’的對象，戴笠發(fā)跡后，二人關系極為密切，抗戰(zhàn)勝利初期，上海遺留了大量物資，許多部門對此都垂涎欲滴，而杜月笙卻能夠捷足先登，戴笠在其中起了極大作用”。而這其中的利益也是巨大的，僅“這次提前劫收所取得資財?shù)臄?shù)量無法用語言形容，僅杜月笙靠關系給四川袍哥大爺范紹增所爭取的一所倉庫就凈收入3000兩黃金之巨”。

　　5.中國古代的“義氣”文化為“黑社會”產(chǎn)生提供了軟實力。“在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所謂‘義’主要指符合正義或道德規(guī)范的思想行為，如《論語·述而》‘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韓非子·忠孝》‘湯武自以為而弒其君長’；因此人們常用義來稱贊那些合乎正義或道德規(guī)范的人和事”。這種義氣文化在底層人的價值觀念中就是“替天行道”、“劫富濟貧”。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所以我們會看到古代黑社會組織往往都會打出“替天行道”、“劫富濟貧”，這不僅僅是黑社會為自己洗刷罪名的一個借口，更是一種“草根價值觀”。“黑社會組織內部真正信奉的是幫會文化，但他們依然以虛偽的‘俠義’精神自居。黑社會打著俠義的招牌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如前所述，最直接、明顯的好處就是為自己樹立良好的外部形象，其次是利用俠義精神進行組織管理，增強‘凝聚力’和‘向心力’，黑社會制定一些很講‘信義’的規(guī)則，這些規(guī)則局限于黑社會組織內部和私人關系，保證了黑社會團結一致、高效運作”。因此，當社會不公讓許多人走上“黑社會”這條道路時，“義氣文化”是重要的背后推手。

　　6.古代退役軍人為“黑社會組織”提供了重要的成員來源。傳統(tǒng)中國古代軍隊中一直存在著靠“結拜生死弟兄”，以期在互相攻伐、掠奪的軍閥戰(zhàn)爭中互相照應、幫助的現(xiàn)象，即俗稱“拜把子”。如清代“湘軍士兵的結盟，具有三種性質，即哥老會的結盟拜會，士兵的自發(fā)性結義和軍官出面組織的士兵盟會”。但問題在于，在古代戰(zhàn)爭一結束就意味著軍人失去了價值，軍人也就失業(yè)了，再加之欠餉等原因，這時盟會會發(fā)揮極大作用，如“王闿運《湘軍志》言：‘及寇平，軍罷散歸，無業(yè)者假（借助于結盟拜會）以報復劫掠’”。此外，古代中原王朝為了減少軍費開支，防止武將作亂，往往在戰(zhàn)爭結束后就進行裁軍，有一部分人因各種原因不愿過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此時這些“結拜兄弟”也往往發(fā)展成為“黑社會組織”。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分析，或許能幫助我們從傳統(tǒng)歷史中找尋黑社會產(chǎn)生的原因。在當前社會利益關系日益復雜的情況下，黑社會的組成方式、運行模式、滲透形式等也是花樣繁多，犯罪手段也層出不窮。這或許對我們多角度、全方位認識黑社會犯罪問題，多管齊下處置黑社會犯罪，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有其獨特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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