碩士范文非營利組織信息披露質量對組織績效的影響
本文以非營利組織中信息披露較為全面、組織績效相對較高的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為例，探究其信息披露質量對組織績效的影響，并根據具體影響為全國性公募基金會乃至非營利組織提高信息披露質量、改善組織績效提供管理建議。本文是一篇碩士畢業(yè)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非營利組織信息披露質量對組織績效的影響研究。
[摘 要] 近年來非營利組織在我國迅速發(fā)展壯大，文章在該背景下以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為例，實證研究非營利組織信息披露質量對組織績效的影響�；貧w分析結果表明，全國性公募基金會信息披露質量與公眾支持度、籌資能力顯著正相關;且信息披露質量能夠顯著預測其籌資能力。在此基礎上，為全國性公募基金會乃至非營利組織提高信息披露質量、改善組織績效提供了管理建議。
[關鍵詞] 非營利組織,全國性公募基金會,信息披露,組織績效
1 引 言
20世紀70年代，隨著歐美國家政府行政改革運動的興起，作為對公共服務的替代性提供者，非營利組織迅速發(fā)展壯大，承擔了更多原本由政府承擔的社會公共事務管理職能。由于非營利組織具有典型的非營利性和志愿性特征，其信息披露質量可以顯著提高社會公信力，從而增加捐贈收入，增強其持續(xù)籌資能力[1]，因此信息披露質量對組織績效的影響正在被越來越多關注非營利組織長期發(fā)展的公眾及學者所關注。
2 相關概念與研究假設
2.1 相關概念
在我國，全國性公募基金會指的是在全國范圍內，利用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所捐贈的財產，以從事各種公益事業(yè)為目的，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400號《基金會管理條例》的規(guī)定成立的非營利性法人[2]。相較于地方性公募基金會，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的組織能力與績效水平都相對更高。
基金會信息披露指的是基金會在設立、治理、籌資等日常管理環(huán)節(jié)以及公益項目開展等業(yè)務活動中，依照國家現行法律法規(guī)和民政部等相關政府主管部門的有關規(guī)定，以特定形式、格式、內容、渠道向社會公眾、捐贈人、媒體、行業(yè)組織等利益相關方如實、及時反映基金會業(yè)務相關信息的行為[3]。
2.2 非營利組織信息披露質量對組織績效的影響
實行信息公開原則是目前許多國家對非營利組織進行監(jiān)管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國聯(lián)邦法律明確聲明，任何人都有權向非營利組織要求查看它們的原始申請文件以及前三年的稅表;同時，公眾也可以通過致信稅務部門了解某非營利組織的具體財務狀況和內部治理結構。英國慈善法也推出相關規(guī)定，公眾可付費獲取任何慈善組織的年度賬目以及財務報告[4]。在我國，財政部于2005年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這一制度的實施使民間非營利組織財務會計報告的形式得到規(guī)范統(tǒng)一，并將組織所控制的資源狀況、負債水平、資金使用情況及其效果等信息準確、及時公布于眾，從而進一步提高了我國非營利組織的信息披露質量。
之所以愈發(fā)重視非營利組織的信息披露質量，原因有二：①如果對非營利組織進行強制信息披露，組織傾向于通過提高管理效率、實施更具公益性的項目等行為向公眾展現自己良好的運營能力，從而提升公信力，以籌得更多捐款，獲得更好的聲譽;②在非營利組織和其利益相關者之間存在著比較明顯的信息不對稱，即利益相關者由于缺乏獲取組織內部治理信息的渠道而難以監(jiān)督和評價非營利組織的績效，因此難以進行捐贈決策。
由此可見，非營利組織的信息披露質量不僅與組織自身發(fā)展息息相關，更對捐贈人、社會公眾等利益相關者具有重大意義。因此本文把全國性公募基金會信息披露質量對組織績效的影響分為兩類，一類來源于組織內部管理，包括基金會的管理效率和公益性(Petrovits，et al.，2011)，另一類來源于組織外部捐贈人以及社會公眾的支持，包括基金會的公眾支持度和籌資能力(顏克高 等，2013)。本文將通過實證研究探索基金會信息披露質量對管理效率、公益性、公眾支持度和籌資能力這四個組織績效指標是否存在顯著影響。根據Jensen和Meckling(1976)所提出的代理理論，信息披露水平主要影響組織外部治理機制[5]，本文認為信息披露質量會對第二類組織績效指標產生影響，并提出以下假設：
H1：全國性公募基金會信息披露質量對組織管理效率、組織公益性無顯著影響;
H2：全國性公募基金會信息披露質量對組織公眾支持度、組織籌資能力有顯著影響。
3 研究設計
3.1 數據來源與篩選
本研究以國家民間組織管理局2014年8月4日公告的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為樣本，根據基金會中心網數據中心公布的中基透明指數(數據更新截止至2016年1月11日)以及2013年度財務信息(現有相關文獻大多針對2012年之前的數據進行分析，而經搜集發(fā)現，2014年之后部分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相關信息缺失率較高，因此選擇數據相對全面的2013年數據作為研究樣本)，手工搜集相關數據，并將其與各基金會官方網站公布的信息逐項比對，以確保樣本數據的真實、可靠、完整。
在數據整理與篩選環(huán)節(jié)，本研究剔除經各渠道搜集后數據不全的全國性公募基金會2家(分別是中華慈善總會和中國器官移植發(fā)展基金會)，最后以83家全國性公募基金會中81家相關信息完整的基金會用于研究。
3.2 變量解釋及描述性統(tǒng)計
對于信息披露質量，本文以從基金會中心網數據中心獲取的各基金會的中基透明指數(FTI)直接反映。中基透明指數為百分制，用于衡量基金會公開年度工作報告的完整程度，評價基金會通過官網公開信息、展現項目運作信息的詳細程度。
組織績效的四個指標管理效率、公益性、公眾支持度、籌資能力的定義、來源以及各變量描述性統(tǒng)計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見，不超過半數(44.4%)的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的信息披露質量高于均值，直接反映出現階段我國非營利組織的信息披露質量還有待加強。一般來說，如果組織的管理費用占比較低，則該組織用于公益事業(yè)的業(yè)務活動成本比例會相應增加，因此管理費用在總費用中占比越低，說明組織的管理效率越高。本研究中，71.6%的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的管理費用與總費用比值低于均值，說明大部分基金會管理效率較高，但離散程度(CV=1.89)較大，說明各基金會管理效率差別較大。85.2%的全國性公募基金會公益性指標不低于均值，且離散程度(CV=0.16)很低，這說明將支出中的主要部分從事公益事業(yè)是大多數基金會的選擇。71.6%的全國性公募基金會公眾支持度超過均值，且離散程度(CV=0.44)適中，這說明大部分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的收入主要來源于公眾捐贈;49.4%的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籌資能力高于均值，其離散程度(CV=0.12)最低，表明各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的總收入分布較為均衡。
3.3 回歸分析
表2第2行給出了自變量和各因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及其顯著性程度，相關系數絕對值均小于0.5，說明變量間多重共線性現象的可能性比較小;表2第3行給出了Durbin-Watson統(tǒng)計量，其取值均在2附近，說明殘差間沒有明顯的相關性，即各回歸方程不是偽回歸。
各因變量中，Y3的顯著系數(單側)通過顯著性檢驗(P=0.03)，說明信息披露與公眾支持度顯著正相關;Y4的顯著系數(單側)通過顯著性檢驗(P=0.00)，說明信息披露與籌資能力顯著正相關。這一結論與周單(2014)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即信息披露質量較高的基金會具有更高的公信力，進而使公眾傾向于捐贈，從而使基金會的公眾支持度和籌資能力提高。
由表2第4-6行可見，四個回歸模型中，F4(1，81)=23.77，P4<0.01，說明信息披露能顯著預測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籌資能力，其校正R2為0.22，表示信息披露能解釋籌資能力22%的方差。至此，假設1和假設2得到支持。
此外，由標準化殘差的正態(tài)概率圖可見，標準化殘差呈正態(tài)分布，散點在直線上或下靠近直線，說明變量之間呈線性分布。由因變量的散點圖可見，兩個變量大致呈直線趨勢，可以推斷回歸方程滿足線性以及方差齊性檢驗(限于篇幅，文中略去標準化殘差的正態(tài)概率圖以及因變量的散點圖)，再次檢驗了所構建的四個回歸方程的有效性。
4 結論與建議
本次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全國性公募基金會信息披露質量與公眾支持度、籌資能力顯著正相關，且信息披露質量能夠顯著預測其籌資能力，即信息披露質量對組織外部捐贈人以及社會公眾的支持存在顯著正向影響。但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的信息披露質量與其管理效率和公益性無顯著相關性，即信息披露質量對組織內部管理的影響不顯著。據此，本文最后為全國性公募基金會乃至非營利組織提高信息披露質量、改善組織績效提供如下管理建議。
4.1 強化非營利組織競爭機制，推動其自愿性信息披露。
相關研究表明，組織績效較高的非營利組織更傾向于向公眾披露全面、真實的信息，與本文的研究結果結合來看，信息披露質量和組織績效在實質上具有互相促進關系。因此不妨強化非營利組織競爭機制，如進行各種類別或形式的排名或評級活動，從各個角度對非營利組織進行評比，推動其為了獲得更高的地位和聲譽而進行自愿性信息披露，接受公眾的監(jiān)督和評價。
4.2 完善非營利組織相關立法，加強其強制性信息披露。
目前在我國，只有基金會行業(yè)出臺了《基金會信息公布辦法》，在其約束下，基金會的信息披露質量以及組織績效確實相對于其他非營利組織要高。因此，應當建立非營利組織信息披露的完整機制，通過完善相關法律法規(guī)，加強非營利組織的強制性信息披露，并對未按規(guī)定進行信息披露的組織施行相應懲罰，以獎懲分明促進信息披露，從而提升其組織績效。
4.3 重視量化的非財務績效信息的披露，全面提升組織績效
對于非營利組織來說，除了對其財務績效做出合理評價，對體現其社會使命實現程度的非財務績效進行評價也有著積極意義。因此，重視量化的非財務績效信息(如對于基金會而言，年檢結果、評估等級即為量化的非財務績效指標)的披露，有利于有效降低非營利組織與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強化對非營利組織的約束，以便更全面地提升組織績效。
主要參考文獻
[1]顏克高，陳曉春. 非營利組織信息披露機制的理論構建[J]. 華東經濟管理，2010，24(12)：122-125.
[2]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 基金會管理條例[S].2004.
[3]鄭國安，趙路，吳波爾，等. 國外非營利組織法律法規(guī)概要[M]. 北京：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00.
[4]康樂，杜蘭英. 非營利組織會計信息披露與個人捐贈吸引[J]. 財會月刊，2014(4)：114-116.
[5]Jensen M C，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4)：30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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