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會論文發(fā)表代理論文范文賞析
財會論文發(fā)表代理推薦經濟期刊《財經界》雜志于1983年創(chuàng)刊，國內統(tǒng)一刊號是：CN11-4098/F；國際標準刊號是：ISSN1009-2781。業(yè)界認為《財經界》雜志是新理念的第一推力，新財富的在手利器，是管理財經期刊網絡 傳播中國閱讀排行前10名期刊。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主管-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是國務院宏觀調控部門，國家信息中心主辦-國家信息中心是國家經濟決策支 持和信息咨詢部門，國家經濟信息系統(tǒng)指定刊物-國家經濟信息系統(tǒng)包括國家、省（區(qū)、市）、地市、縣四級信息中心，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國務院各部委主要領導特 送刊物、每年“人大”、“政協(xié)”主會場特送刊物。
我國的流動性過剩在金融領域的表現為貨幣增幅過大和存貸差過大，2006年末金融機構存貸差達到11萬億元，超額存款準備金率為4.8%，外匯占款在金融機構資金來源的比率高達24%。在房地產領域.流動性過剩導致房地產泡沫的產生，三年之內我國的房地產價格翻了一番多。流動性過剩還表現在股票市場上，在兩年多的時間里上海證券交易所的A股股票價格指數從1000點左右躥升至2007年9月的5300點左右，市盈率超過100倍。如果任流動性繼續(xù)發(fā)展下去，可能導致經濟衰退，甚至引發(fā)貨幣經濟危機。因此.我國央行采用了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以抑制流動性過剩。
一、國際流動性的涌入：流動性過剩的根源
長期以來，我國在利用外資上實行以“引進來”為主的方針，給外來投資以超國民的政策待遇，使得我國保持了長達13年的國際收支雙順差。在實行企業(yè)強制結匯的制度安排下，中央銀行為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wěn)定，被迫在外匯市場投放大量的人民幣基礎貨幣，國家的外匯儲備節(jié)節(jié)上升。加入世貿組織5年來，我國貿易順差屢創(chuàng)新高，由2001年的225.4億美元一路攀升至2005年的1018.8億美元，2006年貿易順差再增74%，達到創(chuàng)記錄的1774.7億美元；而5年來共吸收外來直接投資2966億美元，僅2006年外來直接投資額就達到694.68億美元。國家外匯儲備也從2001年末的2122億美元上升到2006年末的10663億美元，儲備余額5年增加8541億美元。中央銀行因此而投放的基礎貨幣近7萬億元人民幣，2006年外匯占款占央行基礎貨幣投放量的70%。由于國際貿易順差持續(xù)多年不斷放大，給具有投機性的國際游資提供了人民幣升值信號，使得全球資本以各種名目：直接投資、間接投資和戰(zhàn)略投資，以各種身份：房地產投資基金、股權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改頭換面的對沖基金，一撥一撥涌進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收購兼并市場和股票市場。這些全球流動的資本一旦流進中國，使外匯積累不斷上升的同時，也通過結匯把全球過剩的流動性輸入了中國，M2或者M1甚至兩者同時增長，完成了國際流動性與中國流動性的接軌。根據國際流動性流入規(guī)模和資金投向特點，可將進入我國的國際流動性分為兩個階段：
（一）2002～2004年：國際流動性成規(guī)模流入熱門行業(yè)
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國資本流動呈現出外流的趨勢。但是到了2002年，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凈誤差與遺漏項目出現了正值，這一數值反映了國際游資的流向，2002年的該數值為1.28億美元。這是資本流向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拐點－－說明以中資為主的海外資金出現了有規(guī)模的回流跡象（圖1）。這些資金“海歸”的背景與中國新一輪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周期啟動以及龐大的資金需求有關。這些國際游資進入我國市場，并非一開始就是為了賭人民幣升值，而是多數進入了中國主要快速增長的熱門行業(yè)、資產流動性較強的投資領域，如儲蓄存款、房地產、藝術品拍賣市場等。
圖1：1985～2004年中國國際收支誤差與遺漏變動情況
圖2：2002.01～2005.01年中國外匯儲備情況
從2003年開始，國際流動性涌入已帶有明顯的等待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與此同時，中國外匯儲備呈現出了奇異的增長趨勢，2003年和2004年的第四季度尤其明顯（見圖2）。這些資金已經開始改變了2002年進入中國后的走向，開始對房地產市場表示出極大青睞。以上海為例，央行2004年公布的上海市金融運行報告稱，2004年前11個月涌入上海房地產市場的境外資金總量超過222億元。其中約有150億元用于房地產開發(fā)，占當年上海房地產開發(fā)總投資的12.7%；約有70億元用于購房，境外和外地人士占在滬購房者的近20%。從理論邏輯上看，境外資金投資于境內房地產的依據在于，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預期強化－－境外資金進入中國市場并持有境內不動產－－境內通脹壓力上升－－房地產價格上漲－－加大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人民幣升值。換言之，境外資金期望通過“境內房價攀升”以及“人民幣升值”的雙保險來獲得高額的投資回報。
2003年4月22日央行開始大規(guī)模發(fā)行票據，這可以看作是中國政府接受非正常流入外資的舉措。2003年末發(fā)行票據余額為3376.8億元人民幣（折合美元為408.32億美元）；2004年末發(fā)行票據余額為9742億元人民幣（折合美元為1178億美元），這應該是國際流動性存量的現狀。從另一種計算方式看，即外匯儲備增加額扣減外商直接投資、外債增加額和進出口差額的余額分別為：2003年是576.38億美元，2004年是790.89億美元。由此分析，如果再扣除外匯儲備收益后，與1178億美元非常接近。因此我們判斷，這兩年流入我國的國際流動性規(guī)模大約在1150億美元～1200億美元之間。
�。ǘ�2005～2007年：成規(guī)模潛入我國股票市場
從2005年開始.國際流動性成規(guī)模潛入我國股票市場。當時國內情況從政策走勢來看，中國政府短期內主動升值人民幣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同時監(jiān)管層已察覺到中國房地產過熱問題并開始于2005年采取強有力的調控政策來遏制房價的過快上漲，這對追求短期高收益的國際流動性來說無疑是一大利空。因此2006年以來，國際游資的投資興趣開始轉入股市，此時國家有關部門也成功解決了國有股問題并開始發(fā)行新股，與此同時，新加坡推出中國指數期貨，為國際資本的投資設立了風險對；中工具。中國股市在2006年3月開始形成了第一波高潮，到8月點數一氣上漲到1800點，這時主要國際資本的建倉基本結束，在等待大規(guī)模游資的進入，果然，9月新加坡中國指數推出，從10月開始，股市一路飄紅，直沖3000點，漲幅超過100%，可以說國際游資這一時期獲得了50以上的利潤。相對于房地產而言，進入股市更適合國際游資的特點，因為股市的資金進出非常容易，便于國際資本的介入，而投資于房地產容易套牢資本，將大量的現金資產化，這不符合國際游資的特點。進而分析，從2002年上半年開始國際游資就成規(guī)模流入中國，中國股市卻從2004年的1783點下跌至2005年的998點。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國股市由于歷史原因和自身結構的調整，這段時期對周邊資金失去了吸引力；二是國際游資通過在國內開立股票賬戶，先期購入股票，慢慢打壓股票價格。2001年，國際投行及其代表鼓吹“千點論”、“只有12只股票有投資價值”、“政府不要救市”，讓QFII抄到中國股市千點大底。到2005年5月，上海等地房地產已經出現明顯的回落，這說明有一部分投機性的外資已經從房地產市場套現。而當時的市場情況是，股票市場已經跌破1000點，并在1000點附近徘徊，所以，他們正好選擇介入股市，再抄一次股市的大底。2006年在4000點上方，踏空了的國際投行和QFlI們集體唱空，別有用心地將境外股市幾十只樣本股市盈率來對照中國內地股市所有股票的平均市盈率，欺騙輿論，發(fā)表“全民炒股論”、“泡沫論”等危言聳聽的言論，甚至請出退休的格林斯潘來發(fā)布警告，呼吁中國政府用行政手段打壓股市，而跌到3400點后，他們的“唱空論”都銷聲匿跡了，自然是在底部“吃飽”了。國際游資對我國股市的重大影響也可以從人民幣匯率走勢對中國股市走勢影響的重要性來驗證。人民幣匯率與中國股市的走勢是同步的，不論短期、中期.還是長期，都表現為：人民幣上升（升值），外匯儲備增加，股市上升；人民幣下跌（貶值），外匯儲備減少，股市下跌。
我們用外匯儲備的增加量減去外商直接投資和貿易順差來描述進入國門的國際游資，這段時期進入我國的游資大約為2800億美元，主要戰(zhàn)場從房地產、商品期貨和債券市場轉向我國股票市場�！吨袊洜I報》在2007年1月22日發(fā)表了題為《外資坐莊中國股市揭秘》的文章，文中通過記者對游資操盤手的采訪描繪出了地下外資流入內地、包抄股市的路線圖，指出總計約有1.2萬億美元的國際對沖基金正通過地下錢莊和虛報貿易賬戶的形式悄悄進入中國資本市場。
巨額的國際流動性進入為過高的儲蓄率形成提供了貨幣。高儲蓄率支持高投資，剩余儲蓄則通過經常項目順差的方式把商品和勞務輸出去，一種可能的結果就是高順差導致較高外匯占款，進而增大貨幣供應量，導致宏觀流動性進一步過剩。
二、解決流動性過剩的政策困惑
從貨幣政策角度來看，控制貨幣供應量可以采取價格調整和數量調整兩種方法。所謂價格調整就是升息，所謂數量調整就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通過公開市場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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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一方面直接凍結銀行一定數量的流動性，另一方面具有“乘數”效應，產生多倍收縮貨幣的作用。相對于其他貨幣政策工具，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通常被認為是“巨斧”或“猛藥”。而在我國現階段，使用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這一政策工具的情況卻并非如此。按理準備金率的提高將使貨幣乘數縮小，從而減少貨幣供給，但實際上，我國準備金率提高卻不具有緊縮乘數的效應，因為我國貨幣乘數實際上為流動性比例管理所決定，在商業(yè)銀行貸款只能為存款75%的約束下，每筆存款都有25%不能貸出，如此貸款轉存款的重復，最終形成的貸款總額只是初始存款的4倍。由于用存款購買金融資產不在存貸款比例管理之限，一部分存款就會游離出去，通過購買金融資產轉化為M2，因此我國實際貨幣乘數一直徘徊在4.5以上。只要準備金率提高不超過25%，它就不具有遏制存款創(chuàng)造的作用，貨幣乘數就不會下降。更為重要的是，持續(xù)上調準備金率似乎并沒有觸及形成當前流動性過剩的兩個源泉；國內的高儲蓄率和既定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下國際收支順差與國內基礎貨幣發(fā)行之間的一一對應關系。因而，也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由此導致的貸款、投資猛增和資產價格泡沫的膨脹問題。
�。ǘ┘酉⑹且话�“雙刃劍”
由于目前居民存在著較強的儲蓄偏好和銀行出現存貸差較大的事實，加息勢必會加重銀行的負擔，并進而激發(fā)其貸款的沖動。道理很簡單，銀行信貸的增長完全是出于平衡存款迅速膨脹的負債結構。此外，目前利率的上調根本無法抑制企業(yè)和個人的投資沖動。這主要是因為在對外依存的經濟結構下，企業(yè)的投資收益和個人在金融市場上的投資回報率都相當可觀，遠非利率上調所帶來的微小收益所能比。不僅如此，在對人民幣升值預期沒有很大變化的時候，加息有可能導致實際利差擴大，從而吸引更多的國際游資流入。同時，加息只能暫時緩解人民幣信貸增長壓力，卻無法解決外匯占款問題。更進一步講，在國際化加深、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美元的利率走勢對我們很重要。我們以前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對美元利率保持3個點左右的利差來減緩人民幣升值壓力，如果美元加息，則人民幣加息有一定的空間；如果美元減息，則人民幣加息的空間即使有，也很小。
�。ㄈ┕_市場操作“對沖”流動性的能力有限
公開市場操作是中央銀行在貨幣市場上通過買賣有價證券調節(jié)基礎貨幣，從而調節(jié)貨幣供應量或利率的一種政策手段。近年來，公開市場操作逐漸成為人民銀行宏觀調控最倚重的政策工具，發(fā)揮著控制貨幣供應總量和引導市場利率的重要作用。在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之初，主要對象為國債市場.但短期國債數量極少，發(fā)行的國債中僅有30%左右能夠上市流通，且在品種和期限結構上不能適應貨幣政策操作的需要，從而限制了中央銀行運用國債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能力。還有一個情況值得關注，就是本幣公開市場操作對基礎貨幣供應的作用往往被外幣公開市場操作的影響所分流。由于我國實行的是一種實際上的固定匯率制度，面對巨額的雙順差，人民幣承受著巨大的升值壓力，為了維護人民幣匯率的穩(wěn)定，央行不得不釋放大量的人民幣流動性，這反過來又增加了公開市場操作對沖外匯占款和到期央行票據、正回購的壓力。
我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是因為這些措施不能有效治理“流動性過剩”產生的源泉。實際上，宏觀流動性有兩個來源：一是中央銀行的主動供給，二是由外資流人造成的外匯占款增加。從目前兩種來源的貢獻度看，新增外匯占款是我國資金供給的主要渠道，達到資金供給增長量的75%。因此，在現有的匯率制度和結匯制度下，宏觀流動性過剩的核心來源在于中國外匯儲備的持續(xù)增加，只要世界經濟失衡長期存在，中國保持較好的創(chuàng)匯能力并維持現有的匯率制度，我國被動的貨幣投放量將不斷增加。因此，簡單利用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業(yè)務以及利率等工具來治理目前宏觀流動性過剩的問題，難以真正達到效果。
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配合，從源頭根治流動性過剩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國際收支失衡尤其是國際流動性進入導致了我國流動性過剩。解決中國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必須從這個根源著手。具體講，就是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配合，雙管齊下治理流動性過剩。
�。ㄒ唬┎扇§`活多樣的貨幣政策
除了采取加息、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等常規(guī)手段外，減少流動性過剩的貨幣政策還包括以下辦法：1.如果外匯占款已經產生，就需要用更富有效率和更可持續(xù)的手段去對沖外匯占款。央行票據和定期票據募集的資金并沒有任何實際用途，資金僅僅在中央銀行和商業(yè)銀行的賬戶之間進行了轉移，而最終支付利息的壓力卻落在財政部頭上。因此，可以把通過央行票據對沖的方式改變?yōu)橥ㄟ^發(fā)行中長期國債進行公開市場操作，把發(fā)行國債募集的資金用于提供中西部地區(qū)的公共產品。2.如果不能降低外匯儲備增長率，就要讓外匯儲備停留在居民和企業(yè)手里，而非中央銀行手里，這樣可以避免外匯儲備轉化為基礎貨幣。相應的措施包括擴大居民、企業(yè)和商業(yè)銀行可持有的外匯儲備限額，改強制結匯為意愿結匯，鼓勵居民和企業(yè)用外匯在國外資本市場上進行投資。3.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逐步增強匯率彈性，進一步發(fā)揮匯率這只“看不見的手”在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中的獨特作用。4.調整外匯管理政策，改變“寬進（流入）嚴出（流出）”的傾向。在嚴格控制資本特別是短期資本流入的同時，拓寬外匯流出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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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國財政收入達到3.9萬億元，比上年增長7000億元。應當抓住財政增收的有利契機，進一步完善稅制，逐步化解導致流動性過剩的體制和結構性問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xié)調配合，共同抑制流動性過剩。
1.通過“兩法合并”抑制外資流入。大量資本流入是外匯占款增多、流動性過剩的重要原因，內外資企業(yè)所得稅的差異也是造成資本流入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公平的稅率加大了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劇了經濟的內外失衡，也帶來了流動性過剩的壓力。“兩法合并”后，對外資來說是增稅，稅率上升后，那些以獲得稅收優(yōu)惠為目的的“假外資”會放慢進入中國的速度，從而減少資本流入，縮小中國經濟的內外失衡，達到抑制流動性過剩的目的。“兩法合并”后，國內企業(yè)的所得稅稅負有所下降，這有利于提高企業(yè)員工工資，提高生產成本，減少國際上對我國反傾銷的投訴，擴大內需，進而填補因出口減少形成的總需求缺口，將以外需為支撐的經濟結構轉移到以內需為主上來，以保持國內經濟的穩(wěn)定。這樣，就可以讓準備金率的提高和央票的投放在有限的范圍內發(fā)揮適當的作用，而不是過度依賴這兩者，給將來的調控留下隱患。
2.進一步調整出口退稅政策，促進進出口貿易的平衡，調節(jié)貿易順差。在我國諸多支持外貿發(fā)展的政策中，出口退稅政策具有很強的杠桿作用。從財稅政策角度看，調整貿易順差主要以占絕對比重的貨物順差為出發(fā)點，從進口和出口兩個方面，將出口退稅和進出口關稅作為調整渠道，通過稅收杠桿改變各種產品的進出口成本，影響產品在國內國外的供給量，實現對貿易順差以及貿易結構的調整，從源頭上抑制流動性過剩。出口退稅政策應按“十一五”規(guī)劃的要求進行稅率調整，優(yōu)化進出口商品結構，轉變我國對外貿易的增長方式，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將出口鼓勵政策由“過度激勵”向“適度激勵”轉變�？苫�2～3年時間將總體出口退稅率水平降至5%左右。應盡快取消鋼鐵、鋁加工品等高耗能產品的出口退稅，并適當征收出口關稅；同時，逐步降低加工貿易出口退稅率，鼓勵一般貿易中技術含量高的產品出口�？傮w原則是鼓勵出口的政策應與鼓勵產業(yè)升級的政策相協(xié)調，重點鼓勵升級型的重化工業(yè)品出口。從2007年7月1日開始，我國實行新的出口退稅政策，553項“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將被取消，2268項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將進一步降低。此次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再次表明國家緩解貿易順差過大、調整產業(yè)結構的決心。國家近幾次出口退稅率的下調，客觀上也起到逼迫企業(yè)減少低附加值產品出口、研發(fā)高附加值產品、尋找新利潤點的作用。這次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在政策設計時采取了“有保有壓”的區(qū)別政策，釋放出國家產業(yè)結構、出口商品結構調整的明確信號，有利于引導企業(yè)減少“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減少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產品的出口，加大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產品的出口，從而引導企業(yè)調整投資方向，避免盲目投資和產能過剩。此外，還要降低加工貿易的出口退稅，逐步縮減加工貿易相對于一般貿易在出口退稅上的不合理優(yōu)惠。
3.調整利用外資政策。加快轉變引資觀念，逐步減弱地方政府的“引資偏好”，淡化對引資的數量考核指標，促進引資從行政引資、追求外資規(guī)模向遵循市場經濟規(guī)律引資轉變。對外資的政策優(yōu)惠要與產業(yè)政策緊密結合，應把實行普遍優(yōu)惠轉變?yōu)閷嵭胁町悆?yōu)惠，制定和實施優(yōu)惠政策的權限應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鼓勵引入技術輻射能力強、吸收就業(yè)能力強、資源節(jié)約型的外資企業(yè)，鼓勵外資投向農業(yè)、高技術產業(yè)、基礎設施、環(huán)保和服務業(yè)等產業(yè)，引導外資投向中西部地區(qū)。
4.開征資本利得稅。政府冷卻泡沫、抗擊“熱錢”的終極手段是開征資本利得稅。典型的投機行為就是為了取得資本利得這樣的暴利，對資本利得進行外匯管制和征收所得稅更能抑制游資的猖獗侵入。一些國家為了吸引外資長期駐留本國轉化為長期資本，往往區(qū)分短期資本利得和長期資本利得，并規(guī)定不同的所得稅稅率。如印度規(guī)定，如果投資者在3年內出售其所購的債券或在1年內出售其所購的股票而獲得資本利得，應全額納稅；如果在3年后出售債券或1年后出售股票的，其所獲得的利得稱為長期資本利得，可獲得特許低稅免稅待遇。德國對出售已持有1年以上的股票所獲的收益和對出售已擁有10年以上的房地產所獲的收益，都不征收資本利得稅。我國可以借鑒這些國家的做法，根據境外資本在我國境內的停留期限規(guī)定差別稅率，以刺激非居民對華的長期間接投資；也可以根據來源地原則征收所得稅，借此取得財政收入，減少投機收益，從而抑制游資沖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