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民主是指黨員和黨組織的意愿、主張的充分表達和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的充分發(fā)揮。黨內民主的四大部分 ：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jiān)督。本文是一篇長城征稿范文，主要論述了托洛茨基的黨內民主思想評析。
　　〔摘要〕托洛茨基在批評蘇共黨內民主嚴重不足的過程中，圍繞黨內民主問題有大量理論闡述和思考。他強調，黨的領導機關不能代替全黨考慮和解決問題，應重視基層黨員的民主權利;批評自由是黨內民主不可或缺的內容，發(fā)揚黨內民主是實現(xiàn)黨的正確領導的重要條件;黨內民主絕對不是允許派別活動的自由，但要防止派別活動必須充分發(fā)揚黨內民主;黨內民主缺失必然帶來黨的領導干部的蛻化和蘇共的變質。托洛茨基對蘇共黨內生活狀況的批評是符合實際的，在如何防止派別活動等問題上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他關于發(fā)展黨內民主的主張體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chǎn)階級政黨的基本組織原則要求，對斯大林個人集權的認識要比西方學者深刻;他指出黨內民主匱乏勢必會引起黨的蛻化變質，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上首次深刻揭示了黨內特權階層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內在聯(lián)系。托洛茨基關于發(fā)展黨內民主的合理主張，由于淹沒于蘇共當時關于國內外問題的激烈爭論、黨內權力斗爭等復雜政治因素中，再加上他個人性格等方面的原因，最終并沒有贏得黨內廣泛支持和引起黨內應有重視，反而最終被打成了修正列寧主義的反對派。這樣的結果無論對托洛茨基本人還是對蘇共而言都是一個悲劇。

　　〔關鍵詞〕托洛茨基,黨內民主,黨內派別,斯大林,民主

　　列夫・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領導人之一和列寧時期蘇維埃政權的重要領導人。列寧去世后，他同斯大林在社會主義建設、黨的建設等問題上發(fā)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最終被開除出黨并于1929年1月被驅逐出蘇聯(lián)，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殺。盡管托洛茨基迄今為止仍然備受爭議，但他無疑是在蘇俄歷史乃至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產(chǎn)生過重要影響和最早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人物。客觀地去研究，而不是如過去一段時間那樣全面否定托洛茨基的理論觀點和他所主張的方針政策，特別是他關于黨內民主的理論闡述和思考，對于認識蘇共垮臺的原因，可以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對我們思考當前黨內民主建設中的迫切問題也有重要啟迪。

　　一、托洛茨基黨內民主思想的主要內容

　　(一)黨的領導機關不能代替全黨考慮和解決問題，應重視基層黨員的民主權利

　　對于按照民主原則組織起來并開展活動的無產(chǎn)階級政黨來說，黨的領導機關在行使權力的時候必須尊重黨內大多數(shù)人的意志，傾聽全體黨員的呼聲和要求，這是黨內民主的題中之義。但眾所周知，蘇維埃政權成立不久便面臨的重兵壓境的形勢使得俄共(布)在整個戰(zhàn)時共產(chǎn)主義時期總的來說實行的都是 “戰(zhàn)斗命令制”的工作方法，即普通黨員必須無條件地執(zhí)行黨的領導機關發(fā)出的命令，不得加以討論。這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必要的，但在實踐中也必然導致黨內民主的不足和黨的生活的官僚化。實際上，國內戰(zhàn)爭結束時，黨內生活的官僚化和黨內民主的嚴重不足已經(jīng)是不爭的事實。正因為如此，俄共(布)十大提出了必須實行從“戰(zhàn)斗命令制”向工人民主制轉變的任務，要求黨的“一切機關都實行普遍的選舉制、報告制和監(jiān)督制”，“對一切最重要的問題，在全黨必須遵守的黨的決議未經(jīng)通過以前展開廣泛的討論和爭論，充分自由地進行黨內批評，集體制定全黨性的決議”�！�1〕

　　遺憾的是，黨內政治生活并沒有隨著和平時期的來臨走向工人民主制，而是黨的領導機關越來越凌駕于全黨之上和越來越習慣于代替廣大黨員和基層組織做決定。比如，布哈林在1923年的一次講演中就曾這樣描述黨組織的基層選舉和黨內對問題進行談論時的情景：把黨組織成員集合起來，問他們“‘誰反對?’由于他們多少都不敢說反對，于是就任命被指定的人為書記……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黨組織的選舉變?yōu)閹б�號的選舉……因為誰要是表示反對上面的意見，那是會倒霉的……”。對政策問題的“所謂討論”也是這樣：“主席問‘誰反對’沒有人反對。決議一致通過。那就是我們黨內關系中習以為常的形式。”〔2〕

　　針對黨的機關日益官僚化的趨勢，托洛茨基于1923年10月8日給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寫了一封信，稱“現(xiàn)行制度比戰(zhàn)時共產(chǎn)主義最艱難時期更遠離工人民主制。由于采取挑選書記的方法，黨機關的官僚化已經(jīng)達到聞所未聞的程度”�！�3〕與此同時，黨內46位重要領導人也就黨內生活狀況提出了批評：“黨內的自由爭論實際上已經(jīng)不復存在了，黨內輿論沉默了�，F(xiàn)在不是廣大黨員群眾推舉和選出省委和俄共中央委員會。相反，黨的書記等級越來越多地在選拔黨的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的代表，而黨的代表會議越來越成了這一等級的安排工作的會議”，“黨內確立的制度令人不能忍受，它扼殺黨的獨立性，用精心挑選的官吏來取代黨”。〔4〕

　　鑒于上述情況，1923年12月5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主席團聯(lián)席會議通過了《關于黨的建設的決議》，明確指出黨的機關出現(xiàn)了官僚化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黨脫離群眾的危險，并再次重申了俄共(布)十大關于發(fā)展黨內民主的要求。但黨內高層對發(fā)展黨內民主的認識并不完全一致。如有的人認為黨還不具備實現(xiàn)黨內民主的充分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還有的人甚至把要求發(fā)揮黨員的首創(chuàng)精神看作是追求小集團的自由、破壞黨的統(tǒng)一等。在這樣的情況下，托洛茨基于1923年12月8日再次給黨的會議寫了公開信，之后又以“新方針”為總標題在《真理報》上發(fā)表系列文章，后來又補充幾篇，于1924年1月以《新方針》的書名結集出版。這些文章包括《給黨的會議的信》《關于黨內新老兩代的問題》《小集團和派別主義》《黨的社會成分》等，涉及的主要問題是黨內民主問題。

　　托洛茨基在《新方針》一書中對黨的機關日益官僚化的趨勢提出強烈批評。在《給黨的會議的信》中，托洛茨基指出，黨內出現(xiàn)了“黨的機關代替全黨考慮和決定問題的傾向”�！�5〕在《關于黨內新老兩代的問題》一文中，托洛茨基則直言黨內出現(xiàn)了“兩層生活”的危險，即“上層作出決定，下層只是聽取決議”，這引起基層黨員的嚴重不滿：“不管黨機關的考慮和決定是否正確，但是在他們考慮和決定問題時總是沒有我們參與和替我們包辦……”。〔6〕 　　不僅如此，托洛茨基還對黨的領導機關如何改進工作提出了明確的主張。在《給黨的會議的信》中，他強調“黨內生活的重心應從機關轉移到黨這個組織的無產(chǎn)階級先鋒隊的積極性、批判的首創(chuàng)精神和自治上來”�！�7〕在《關于黨內新老兩代的問題》一文中，他借普通黨員群眾之口，表達了他們對黨內民主的熱切渴望：“我們不僅想受你們的領導，而且想同你們一起參加對階級的領導……這是我們黨員的權利”， “我們希望積極地自覺地參加制定黨的意見和確定黨的行動路線”。〔8〕在《小集團和派別主義》一文中，托洛茨基明確指出，“黨的領導機關必須聽取廣大黨員群眾的呼聲”�！�9〕

　　但歷史的發(fā)展并沒有如托洛茨基所愿，黨的機關日益官僚化的趨勢非但沒有改變，反而愈演愈烈，黨內民主越來越成為奢望。在1931年的《蘇聯(lián)的發(fā)展問題》一文中，托洛茨基就此說道，“機關代替了黨”，“黨內民主蕩然無存。地方的黨組織由書記挑選并專制地加以改造。新的黨員按照中央的命令和采用政治征兵制的方法征募。地方黨組織的書記由中央委員會任命，而中央委員會則正式地和公開地變成了總書記(斯大林)的一個咨詢機關。代表大會被任意地延期，代表們是根據(jù)他們同那不能調換的領袖的團結一致的表現(xiàn)由上峰挑選的。下層對上面的監(jiān)督已經(jīng)是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了”�！�10〕

　　(二)批評自由是黨內民主不可或缺的內容，發(fā)揚黨內民主是實現(xiàn)黨的正確領導的重要條件

　　由于客觀世界的復雜性和人的認識的有限性，黨內在某些問題上出現(xiàn)意見分歧是正常的。托洛茨基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在1923年的《小集團和派別活動》一文中，托洛茨基說：“黨對同一個任務往往可以通過不同的途徑來解決。至于哪一條途徑更好、更短、更經(jīng)濟，是會發(fā)生意見分歧的。這類意見分歧可能由于問題的性質不同而涉及廣大黨員，但這決不是一定意味著這里有兩種階級傾向在進行斗爭。毋容置疑，這種現(xiàn)象今后在我們這里還會不止一次而是幾十次地出現(xiàn)，因為我們面臨的道路是艱巨的，不僅政治任務而且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jīng)濟組織問題都會造成意見分歧和臨時性的各種不同。”〔11〕

　　出現(xiàn)意見分歧不可怕，重要的是怎樣對待黨內的意見分歧。托洛茨基的主張是：“批評自由和思想斗爭自由是黨內民主不可或缺的內容”，不能采取壓制手段禁止黨內爭論和批評�！�12〕在《新方針》一書中，他對那種“一聽到批評、反駁和抗議就要別人交出黨證來”的壓制黨員民主權利的做法提出嚴厲批評，強調在黨員群眾發(fā)出困惑、懷疑、反對和批評的呼聲時，不能總是以呵斥、遵守紀律的要求來回敬他們。他明確指出：“新方針的出發(fā)點應該是，使大家在機關內自下而上都感到?jīng)]有人敢嚇唬黨。”〔13〕

　　托洛茨基這些論述實際上涉及到如何處理嚴格黨的紀律與發(fā)展黨內民主的關系問題。這也是實現(xiàn)黨內批評自由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因為黨內民主意味著黨員是黨內事務的主人，擁有對黨內事務獨立地發(fā)表不同意見的權利。而紀律則以服從為特征，具有強制性的特點。這樣的情況下，如何既要求黨員嚴格服從黨的紀律，又不因為服從的要求忽視黨員的主體地位和犧牲黨員的批評自由就顯得特別重要。在《新方針》中，托洛茨基就發(fā)展黨內民主與嚴格黨的紀律的關系問題說道：“革命的主動精神，即批判地大膽地探討問題的精神是與戰(zhàn)斗中的鐵的紀律不可分割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14〕他明確指出，黨所需要的不是“消極聽從、機械地順從首長、毫無個性、阿諛奉承”，“布爾什維克不只是守紀律的人，不，他是這樣一種人，他埋頭鉆研，在任何情況下都有自己堅定不移的見解，他不僅在對敵作戰(zhàn)時而且在自己的組織內勇敢和獨立地捍衛(wèi)自己的見解”。〔15〕很顯然，托洛茨基這里是強調，黨的領導機關不能因為嚴格黨的紀律而忽視黨員個體的主體地位，壓制黨員獨立地表達自己的見解，窒息黨內民主。

　　然而，托洛茨基期望的新方針的出發(fā)點，即“使大家在機關內自下而上都感到?jīng)]有人敢嚇唬黨”并沒有成為現(xiàn)實。與之相反，敢于向黨、向斯大林提出不同意見和進行批評的人，無不成為了被無情打擊和清洗的對象。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文中，托洛茨基就斯大林殘酷壓制黨內不同意見的做法氣憤地指出，在列寧時期，雖然黨面臨帝國主義的干涉和武裝富農(nóng)的破壞，黨內依然能夠就最尖銳的政治問題進行公開的和無所畏懼的爭論。“而現(xiàn)在，干涉已經(jīng)停止，剝削階級已經(jīng)被摧毀，工業(yè)化取得了無可爭議的成就，而絕大數(shù)農(nóng)民已經(jīng)集體化，為什么在這時候不能對永不更換的領導提出最輕微的批評呢?為什么任何一個布爾什維克，只要要求根據(jù)黨章召開黨的代表大會，就會被立即開除，任何一個公民，只要說出對永不犯錯誤的斯大林的不同意見，就幾乎等同于參加恐怖活動而會受到懲處?這樣可怕地駭人聽聞地和難以容忍地加強鎮(zhèn)壓和警察機關是什么緣故呢?”〔16〕

　　需要指出的是，托洛茨基所以如此強調黨內爭論，固然是因為他認為這是黨內民主的題中之義，但同時也是因為在他看來，這直接關系著能否實現(xiàn)黨的正確領導。他認為，黨在制定黨的大政方針時，只有充分發(fā)揚黨內民主，積極征求和聽取不同崗位上的全體黨員的意見，才能充分發(fā)揮黨的無可估量的優(yōu)越性，即黨的多方面的集體經(jīng)驗，實現(xiàn)科學決策。在《黨的社會成分》一文中，他以如何實現(xiàn)黨對經(jīng)濟工作的領導為例分析說，“既然問題涉及黨對經(jīng)濟工作的領導，那么黨就要考慮――必須考慮――分布在行政和經(jīng)濟部門的不同職位上的全體黨員的經(jīng)驗、閱歷和意見。……把所有這些工作人員的經(jīng)驗取長補短地綜合起來，確定黨對整個經(jīng)濟工作，尤其是對某個具體經(jīng)濟部門的領導路線”， “十分明顯，這種切實有效的黨的領導只有在活躍的積極的黨內民主的基礎上才能實現(xiàn)”�！�17〕托洛茨基在這篇文章中還進一步明確指出，在黨內決策時越是機關化的工作方法占優(yōu)勢，即一切事情都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有時集中在書記一人手里，“就不能長久保持正確的路線……因為它不具有經(jīng)常的、有計劃的和集體領導的性質”，“認為書記有了書記這個頭銜就能在他身上體現(xiàn)黨的領導所必需的全部知識和本領，這確實是幼稚的幻想”�！�18〕在1927年9月27-28日召開的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托洛茨基說道：“斯大林的不幸(它已越來越成為黨的不幸)就是斯大林的智力才能和由黨機關集中在他手中的權力之間存在極大的差異。”〔19〕很顯然，托洛茨基這些論述是強調，如果黨內決策時不能充分發(fā)揚黨內民主，而是少數(shù)人或個人說了算，就不能做到集思廣益，從而為實現(xiàn)正確決策提供充分的智力支持和保證。 　　(三)黨內民主絕對不是允許派別活動的自由，但要防止派別活動必須充分發(fā)揚黨內民主

　　團結統(tǒng)一是無產(chǎn)階級政黨生存和發(fā)展的前提，只有保持黨的團結統(tǒng)一，才能提高黨的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但在政黨政治實踐中，要維護黨的團結統(tǒng)一，就必須正視并正確對待黨內派別問題。恩格斯曾指出：“每一個黨的生存和發(fā)展通常伴隨著黨內的較為溫和的派別和較為極端的派別的發(fā)展和相互斗爭，誰如果不由分說地開除極端派，那只會促進這個派別的增長。”〔20〕這里，恩格斯指出了兩點： 一是承認黨內出現(xiàn)派別是正常的，二是指出對黨內派別，如果只是一味地打壓，只會加劇黨內的派別活動。

　　從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發(fā)展歷程看，黨內不止一次出現(xiàn)過深刻的意見分歧，這些意見分歧甚至一度具有尖銳的派別斗爭的性質。在對待黨內派別問題上，列寧一方面提出要通過發(fā)揚民主的方法，即充分尊重吸收反對派的合理意見，來最大可能地維護黨的團結，另一方面又表達了堅決反對派別活動的鮮明立場，主張在特定情況下可以對派別活動采取嚴厲的組織措施。如在1921年，在蘇維埃政權面臨嚴重的經(jīng)濟危機和政治危機，而黨卻因工會問題派別林立、陷入無休無止爭論的情況下，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就在列寧的提議和主持下專門制定和通過了《關于黨的統(tǒng)一》的決議。決議指出，“代表大會責令立即毫無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論按何種政綱組成的集團，并責成所有組織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別活動。凡是不執(zhí)行代表大會這項決議的，應立即無條件地開除出黨”�！�21〕

　　應該說，就當時俄共(布)面臨的形勢的嚴峻性而言，通過這樣一個絕對禁止黨內派別活動的決議是必要的。但不可否認，如果把它絕對化，也會給黨內民主帶來負面影響，甚至有可能成為黨內一些人鏟除異己的尚方寶劍。關于這一點，當時黨內就有人表達了頗具代表性的矛盾不安的心理。如狄拉克在黨的十大上發(fā)言中就談到：“我覺得，這里采用了一項不知將來用來反對什么人的規(guī)則。……今天我們還不知道這一規(guī)則將如何貫徹，將可能出現(xiàn)什么復雜情況。而提出這一規(guī)則的同志們認為，它是反對有不同看法的同志的一把利劍。盡管我贊成這一決議，但我感覺到，它也可能被用來針對我們。”〔22〕

　　與狄拉克只是表達擔憂不同，托洛茨基對黨內派別和派別活動存在、發(fā)展的原因以及如何防止派別活動都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思考。

　　雖然，托洛茨基也認為，黨內意見分歧和派別活動的存在，可能同一定的階級利益有聯(lián)系，如他指出，由于布爾什維克是國內唯一的執(zhí)政黨，“工人階級、農(nóng)民、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各種要求都向我們黨壓來，力圖通過黨找到政治表現(xiàn)……在共產(chǎn)黨由于必要而獨攬政治生活領導權的時代，黨內小集團的辯證法就是如此”�！�23〕但正像前文提到的，在托洛茨基看來，黨內的意見分歧并非一定意味著這里有兩種階級傾向在進行斗爭，更多的仍然還是對建設社會主義方法、途徑或具體政策上的認識分歧。而黨內出現(xiàn)這種認識上的差異是在情理之中的。托洛茨基對此說道：“其實怎么能設想，一個推翻世界為目標，在自己的旗幟下聚集了一批勇敢的否定者、 造反者和戰(zhàn)士的真正的革命組織，怎么可能在沒有思想沖突，沒有小集團和暫時的派別組織的情況下存在和發(fā)展呢?”〔24〕

　　黨內出現(xiàn)意見分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黨內出現(xiàn)嚴重的派別活動，導致黨內出現(xiàn)嚴重的對立甚至分裂。托洛茨基也清醒認識到黨內派別活動的危害。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的發(fā)言中，托洛茨基明確表示：“黨內民主絕對不是允許派別小集團的自由，派別小集團對于一個執(zhí)政黨來說是極其危險的，因為它隨時都可能造成政府以及整個國家機關的分裂或瓦解。我認為這是沒有疑問和無可爭議。”〔25〕

　　但托洛茨基沒有簡單地停留于指出黨內派別活動的危害或滿足于黨內通過禁止派別活動的措施，而是對黨內為什么會產(chǎn)生派別活動和如何防止黨內派別活動提出了深刻的見解。在托洛茨基看來，黨內出現(xiàn)意見分歧并不必然導致派別活動，但如果黨內民主不足、官僚主義嚴重，黨的領導機關聽不進不同意見，甚至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壓制和打擊，則很可能把他們逼上派別活動的道路。在《給黨的會議的信》中，托洛茨基說：“派別活動產(chǎn)生的極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機關的官僚主義。它壓制批評，使不滿情緒越來越大。它總是喜歡給提出批評或警告的人或集體戴上一頂派別活動的帽子。機械的集中制必然由派別活動來補充。”〔26〕在《關于黨內新老兩代的問題》一文中，托洛茨基進一步分析說：“許多黨員由于感覺不到自己是全黨工作的積極參加者，由于自己向黨提出的問題得不到應有的及時答復，就開始為自己尋找黨員獨立活動的代替物，即各種小集團和派別。”〔27〕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托洛茨基強調，要防止派別活動，決不能只限于譴責和禁止。他說：“單是依靠禁止的辦法，不僅沒有絕對的保障，而且沒有比較重大的保障，足以使黨防止產(chǎn)生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派別”，“第十次代表大會作出的禁止派別活動的決議只可能具有輔助的性質，這個決議本身還不能提供解決一切內部困難的鑰匙。如果認為，光靠一紙空頭的決議――不問黨的發(fā)展進程、領導的錯誤、機關的保守主義、外部的影響，等等，――就能使我們防止小集團的產(chǎn)生和派別的震蕩，那就是過分膚淺的組織上的偶像崇拜”�！�28〕

　　怎樣才能有效防止黨內產(chǎn)生派別活動呢?托洛茨基明確指出：“主要的保障是正確的領導，及時地注意那些通過黨曲折地反映出來的發(fā)展中的種種要求，黨的機關的靈活性，黨的機關不要阻礙而要發(fā)揮黨的主動性。”〔29〕托洛茨基認為，要清除黨內派別活動的危險，必須發(fā)展黨內民主，舍此是沒有其他出路的。他說：“只有發(fā)展、加強和鞏固工人民主這一方針，黨才能勝利清除派別活動的危險。”〔30〕“要克服各部分黨員的小團體主義和本位主義思想，除了他們在黨內民主制度中積極接近起來以外，是沒有也不可能有別的辦法的。”〔31〕為此，他強調必須切實貫徹1923年12月5日通過的《關于黨的建設的決議》的要求，充分發(fā)揚黨內民主，即“黨的領導機關必須傾聽廣大黨員群眾的呼聲，不要把任何批評都看成是派別活動的表現(xiàn)，不要因此把忠誠的守紀律的黨員推上搞小圈子和派別活動的道路”�！�32〕 　　(四)黨內民主缺失必然帶來黨的領導干部的蛻化和蘇共的變質

　　托洛茨基對黨內民主的大聲疾呼，不僅和蘇共黨內民主嚴重不足有關，更重要的還是出自他對黨內民主不足可能導致的黨的領導干部的官僚化和由此產(chǎn)生的黨脫離群眾的危險的擔憂，出自他對如何防止黨蛻化變質的思考。在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的發(fā)言中，托洛茨基這樣說：“我們是從什么角度來看待黨內制度中的民主呢?是從這樣的角度，即保證黨免除黨的機關官僚化和由此產(chǎn)生的黨脫離群眾危險等這種現(xiàn)象。這便是一個準繩!……是問題的實質。”〔33〕在托洛茨基看來，如果黨內官僚主義嚴重，黨的領導機關不注意傾聽黨員群眾的呼聲，而是習慣于發(fā)號施令、代替黨考慮和決定問題，“老一代就會僵化，就會不知不覺地成為機關官僚主義的最完備的體現(xiàn)者”，〔34〕就會造成“領導干部同作為影響對象的全體黨員群眾的對立有日益加深的趨向。如果這種制度今后繼續(xù)頑固地保持下去，無疑，它最終會使黨遭到蛻化的危險”�！�35〕這里，托洛茨基提出了“老近衛(wèi)軍” 即黨的老干部的蛻化問題。他指出，“如果認為只是由于老干部經(jīng)歷了世界上最好的革命的鍛煉，他們就有防止一切思想墮落和機會主義蛻化的天然保障，那便是淺陋的偶像崇拜”，〔36〕“官僚化的長期發(fā)展會造成這樣一些危險：脫離群眾，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管理、挑選和調動的問題上，縮小眼界，削弱革命嗅覺，也就是說，或多或少地使老一代至少是其中大部分人遭到機會主義的蛻化”�！�37〕

　　如果說，在20世紀20年代，托洛茨基還只是擔心黨內民主不足、黨的機關的官僚化會導致黨的蛻化的話，到30年代，他的擔心則不幸成為了現(xiàn)實。在《背叛的革命》一文中，托洛茨基說道：“官僚擺脫了無產(chǎn)階級先鋒隊的監(jiān)督……民主集中制讓位于官僚集中制。……革命家被官員所取代。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成了它迅速蛻化的歷史。”〔38〕在這篇文章中，針對黨的蛻化，托洛茨基借用曾擔任過烏克蘭人民委員會主席后任蘇聯(lián)駐倫敦和巴黎大使的拉可夫斯基的話說道：“在列寧的心目中，也在我們所有人的心目中，黨的領導任務正是在于保護黨和無產(chǎn)階級，防止權力帶來的特權、地位和為所欲為的腐敗行為的影響，防止同舊貴族和市儈殘余的接近，防止新經(jīng)濟政策的腐化影響，防止資產(chǎn)階級道德及其意識形態(tài)的誘惑……必須坦率地、明確地和大聲地說出來，黨的機關沒有完成這項任務，它完全沒有能力發(fā)揮保護和教育者這雙重職能，它失敗了，它破產(chǎn)了。”〔39〕破產(chǎn)的重要表現(xiàn)就是一個享受越來越高薪金、越來越多好處的特權階層已經(jīng)在蘇聯(lián)社會出現(xiàn)，這一階層生活的奢華和社會底層老百姓的生活的艱辛形成強烈反差：“一些人住著豪華的住宅，在國內不同的地點有多處別墅，有供自己使用的高級轎車，并且早已忘記如何給自己擦皮鞋;而另一些人住在往往沒有隔板的木棚里，過著半饑半飽的生活，他們之所以不擦靴子，只因為是光腳走路的”�！�40〕

　　托洛茨基明確指出，黨迅速蛻化的根源就在于對黨內不同意見的禁止所必然導致的官僚不受監(jiān)督。他寫道：“官僚是在濫用權力的情況下享受特權的”，“專政之劍過去是用來打擊企圖恢復資產(chǎn)階級特權的人的，而現(xiàn)在卻用來打擊那些起來反對特權的人”�！�41〕“黨的警察式的磐石般的一致使得官僚可以獲得完全獨立和不受監(jiān)督，這是一切違法亂紀貪污腐化的根源。”〔42〕

　　需要指出的是，托洛茨基不僅指出了蘇共在斯大林時代已經(jīng)開始蛻化變質的事實及其深層原因，還進一步分析了黨的蛻化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文中，托洛茨基分析了蘇聯(lián)政權未來兩種可能的前途：一種是蘇聯(lián)官僚統(tǒng)治被革命政黨所推翻，這個政黨將會帶領人民群眾重新把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付諸實踐;另一種可能就是資本主義在蘇聯(lián)的復辟。針對后一種前途，托洛茨基深刻指出，“如果資產(chǎn)階級政黨推翻了蘇維埃統(tǒng)治階層，它就會在目前的官僚、行政人員、技術人員、經(jīng)理、黨的書記以及整個享受特權的上層中找到不少現(xiàn)成的奴仆”�！�43〕無疑，第一種前途是托洛茨基所期望的。但歷史并沒有如他所愿，第二種可能成為了現(xiàn)實。且正如他指出的那樣，蘇共原來官僚特權階層非但沒有因為蘇共的垮臺成為階下囚，而是搖身一變，成為了新的政權的“主人翁”。據(jù)統(tǒng)計，蘇聯(lián)垮臺以后兩年，蘇聯(lián)15個加盟共和國中的11個，他們的首領都是以前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的高級領導，其中五人曾是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政治局委員�！�44〕如果托洛茨基親眼目睹這種變化，或許會痛心，但并不會感到意外，因為他當年對官僚的分析實際上已經(jīng)觸及到黨內特權階層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內在聯(lián)系。如托洛茨基就官僚的特點說道：“蘇聯(lián)官僚同所有統(tǒng)治階級是很像的，即閉眼不看自己的領袖在整個政策上所犯的最嚴重的錯誤，作為交換，只要領袖們絕對忠誠地維護他們的特權就行”，〔45〕“決不能指望官僚會為了社會主義平等而和平地自愿地放棄自己的地位……他們在下一階段就必然要到所有制關系上去為自己尋求支持……特權如果不能遺傳給子女，那就只有一半的價值。然而，遺囑權同所有權是不可分割的。僅僅當一個托拉斯的經(jīng)理是不夠的，還必須成為一個股東”。〔46〕托洛茨基這些論述無疑是講，黨內官僚特權階層只關心自己的特權和利益，為了使自己攫取的財富合法地傳給他們的子女，他們更渴望資本主義取代社會主義。

　　二、托洛茨基黨內民主思想評析

　　(一)托洛茨基對蘇共黨內生活狀況的批評是符合實際的

　　由于政治和歷史的原因，太長的時間里，在蘇聯(lián)以及后來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托洛茨基一直是被當成反革命來看待的。這種情況必然影響到對托洛茨基所提出的理論觀點評價的客觀性。比如，就黨內民主問題而言，在我國1979年出版的《托洛茨基言論》中，在收錄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發(fā)言的時候，編者的按語中就有這樣主觀色彩非常濃厚的用語：“托洛茨基在發(fā)言中繼續(xù)向黨的機關宣戰(zhàn)，蠱惑人心地解釋黨內民主原則。”而實際上，結合當時俄共(布)通過的《關于黨的建設的決議》，以及黨內其他領導人對黨內生活狀況的評價，完全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對黨內民主生活的批評是非�？陀^的。如當時作為三駕馬車之一的季諾維也夫也在1923年11月7日的真理報上撰文指出，就黨內民主而言，“我們的錯誤往往在于，幾乎所有的重要問題都是在上面已作出決定后才拿到下面去討論的”�！�47〕不僅如此，托洛茨基當年在對黨內生活狀況進行批評的時候，更多的還是出自他希望通過發(fā)展黨內民主防止黨的機關官僚化和克服黨脫離群眾的危險的良好愿望，且態(tài)度也是建設性的，即不僅指出對方的錯誤，闡明自己的觀點，還為對方指出糾正錯誤的方法和途徑，預見對方的錯誤將導致的后果，這和當時以斯大林為代表的多數(shù)派的一味謾罵、扣帽子、打棍子、固執(zhí)己見的作風大相徑庭。 　　(二)托洛茨基關于發(fā)展黨內民主的主張體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chǎn)階級政黨的基本組織原則，且他對斯大林個人集權的認識比西方學者更為深刻

　　托洛茨基在對黨的機關日益官僚化進行批評的過程中，圍繞黨內民主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見解。這在前文已有論述。他的這些主張不僅體現(xiàn)了無產(chǎn)階級政黨創(chuàng)始人馬克思恩格斯為無產(chǎn)階級政黨規(guī)定的組織原則的要求，而且和第一個無產(chǎn)階級執(zhí)政黨領導人列寧的主張也是高度一致的。如恩格斯曾明確指出：“黨內的分歧并不怎么使我不安;經(jīng)常不斷發(fā)生這類事情而且人們都公開發(fā)表意見，比暮氣沉沉要好得多。”〔48〕又說：“建立黨內真正和諧的關鍵”并“不在于否認和隱瞞黨內一切真正有爭論的問題”�！�49〕列寧也明確指出：“黨內的一切事務是由全體黨員直接或者通過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無例外的條件下來處理的;并且，黨的所有負責人員、所有領導成員、所有機構都是選舉產(chǎn)生的，必須向黨員報告工作，并可以撤換。”〔50〕某種意義上 ，正是這種高度一致，使得托洛茨基強烈反對一些西方學者提出的斯大林的集權來源于布爾什維克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的觀點。在他看來，斯大林官僚主義作風不僅“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而且是“對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反動”，只不過“斯大林不是用理論家的筆尖，而是用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的皮靴去修正馬克思和列寧的”�！�51〕

　　(三)在黨內民主問題上，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體現(xiàn)出了他對未來社會發(fā)展的深刻的洞察力

　　首先，對黨內為什么會產(chǎn)生派別活動以及如何防止黨內派別活動，托洛茨基形成了一些新認識。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恩格斯的相關論述很少，列寧則更強調派別活動的危害和對黨內派別活動的嚴格禁止，至于黨內為什么會產(chǎn)生派別、派別活動以及如何更好地防止派別活動，列寧沒有明確的理論闡述。斯大林對派別集團產(chǎn)生的原因有不少論述，但他把派別集團的產(chǎn)生完全歸結為階級的原因。托洛茨基不同意斯大林的這種分析。在他看來，黨內的意見分歧和派別活動的存在雖然可能同一定的階級利益有聯(lián)系，但更多的是對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途徑或具體政策認識上的差異和方案上的差異造成的。他明確指出，黨內的官僚主義制度和黨內民主不足是派別活動產(chǎn)生的極重要的原因，為了使小集團和派別無法產(chǎn)生，決不能只限于對小集團的譴責和禁止，而必須有一個正確的方針，這個方針就是發(fā)展黨內民主。

　　其次，在黨內官僚主義產(chǎn)生的原因這一問題上，托洛茨基的認識比俄共(布)其他領導人的認識更為深刻和直接。就官僚主義產(chǎn)生的原因，列寧從歷史根源、經(jīng)濟根源、文化根源角度談到了舊官僚的影響、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社會土壤和落后的文化等，從政治根源角度談的則很少，只涉及到戰(zhàn)時共產(chǎn)主義時期造成的黨政不分的影響等。斯大林則認為官僚主義是戰(zhàn)時的殘余，是地方在實踐中脫離黨的正確路線的偏差。托洛茨基在指出官僚主義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指出，國家機關是官僚主義最直接的根源。他說：“官僚主義不是個別組織的偶然特征，而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它不是從縣里經(jīng)過省向中央發(fā)展的，倒是恰恰相反，是從中央經(jīng)過省里向縣發(fā)展的，它決不是戰(zhàn)爭時期的‘殘余’，而是最近幾年積累起來的行政命令方法搬到黨內來 的結果”，〔52〕“國家機關是官僚主義最大的根源”�！�53〕這個認識無疑更為深刻和直接。

　　再次，托洛茨基不僅深刻指出黨內民主匱乏勢必會引起黨的蛻化變質，而且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上首次深刻揭示了黨內特權階層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內在聯(lián)系，體現(xiàn)了他深刻的洞察力。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上，托洛茨基并不是第一個指出黨內民主缺失必然帶來黨的蛻化變質的人，但就對這一問題認識的廣度和深度而言，他卻是無人能及的。他明確指出，如果黨內民主缺失，黨的領導干部高高在上，就會出現(xiàn)僵化，就不能保持革命的精神;如果用任命制代替選舉制，黨的干部隊伍充斥的就會是那些阿諛奉承、俯首聽命、奴顏婢膝的人;如果黨內不允許有批評的自由，黨的積極性和首創(chuàng)精神就會被官場的情趣和十足的官僚習氣所取代;如果黨內監(jiān)督匱乏，黨的官僚勢必以權謀私，恣意妄為，各種脫離群眾的特權現(xiàn)象也就應運而生。不僅如此，托洛茨基還預言，如果在蘇聯(lián)出現(xiàn)資本主義復辟，新的政權將會在舊的共產(chǎn)黨的官僚中找到現(xiàn)成的奴仆，從而在社會主義思想上首次深刻揭示了特權階層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內在聯(lián)系。半個世紀后，美國學者大衛(wèi)・科茲明確指出蘇聯(lián)體制的終結是“來自上層的革命”，并通過大量史實分析得出結論，作為蘇聯(lián)上層的黨―國精英所以掉頭而去，自行放棄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捍衛(wèi)，就是因為蘇聯(lián)的黨―國精英 “這個注重實際效益的、只注重個人利益的集團，有各種各樣的理由改變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忠誠，支持以資本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就可以允許他們擁有生產(chǎn)資料，而不僅僅是對它們進行管理。他們就可以合法地積累他們個人的財富。他們就可以不僅僅是通過自己的社會聯(lián)系和影響，而且可以直接通過財產(chǎn)的轉移，來保證他們的子孫的前途”。〔54〕這個結論和半個世紀前托洛茨基的分析是何等的一致!

　　(四)托洛茨基關于發(fā)展黨內民主的合理主張不僅沒有為全黨理解和接受，反而被打成修正列寧主義的反對派，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

　　從托洛茨基關于黨內民主的言論看，應該說他關于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大力發(fā)展黨內民主的呼吁不僅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也符合黨內絕大多數(shù)黨員的愿望，但他關于發(fā)展黨內民主的合理主張，由于淹沒于蘇共當時關于國內外問題的激烈爭論、黨內權力斗爭等復雜政治因素中，再加上他個人性格等原因，最終并沒有贏得黨內廣泛支持和引起黨內應有重視，反而最終被打成了修正列寧主義的反對派。這樣的結果無論對托洛茨基本人還是對蘇共而言都是一個悲劇。就托洛茨基而言，他從一個在黨內地位僅次于列寧的領袖人物到被開除出黨和被驅逐出境，最終被暗殺于異國他鄉(xiāng)，不能說不是一個悲劇。就蘇共而言，雖然以斯大林為首的黨內多數(shù)派通過戰(zhàn)勝以托洛茨基為代表的黨內反對派，鞏固了他們在黨內的地位，實現(xiàn)了黨的統(tǒng)一，但這種統(tǒng)一卻是建立在高壓基礎上的，是以禁止黨內意見分歧和犧牲黨內民主為代價的。對此，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文所言，“意見分歧已經(jīng)由政治警察自動干涉來解決了”�！�55〕這意味著，對全黨而言，托洛茨基等人對黨內民主的大聲疾呼非但沒有使當時亟待解決的黨內生活民主化問題得到好轉和從制度上解決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反而使斯大林不能謹慎使用他所掌握的無限權力的缺點更加肆無忌憚地發(fā)展起來，民主集中制逐漸被個人專斷所取代。蘇共后來發(fā)展的歷史表明，蘇共黨內民主缺失、高度集權和個人專斷，不僅導致蘇共的生機和活力日漸衰竭，脫離群眾、腐敗現(xiàn)象日益嚴重，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系列重大決策失誤，最終釀成了蘇共垮臺的苦酒。這一血的教訓，不僅從一個側面凸顯了托洛茨基黨內民主思想的歷史價值，也再次證明“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的真理性。對中國共產(chǎn)黨而言，要保證黨的事業(yè)興旺發(fā)達，還必須把對黨內民主極端重要性的認識轉化為黨內生活的現(xiàn)實，大力加強黨內民主制度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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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期刊簡介：《長城》，文學藝術類期刊,全國中文核心期刊。1979年6月創(chuàng)刊，是全國較早創(chuàng)刊的幾個大型文學雙月刊之一。以辦一流刊物為宗旨，贏得良好口碑�？�物匯集全國名家力作，突顯當下新銳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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