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shù)百家》范文錢大昕整理《后漢書》成就研究
《后漢書》是一部由我國南朝宋時期的歷史學家范曄編撰的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很多文史研究學家對后漢書也進行過一些深入的研究，本文是一篇《藝術(shù)百家》投稿的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錢大昕整理《后漢書》成就研究。
摘 要：錢大昕對《后漢書》進行富有成果的研究，在清代《后漢書》研究中占據(jù)極其重要的地位。錢大昕研究《后漢書》時先從小學始，對《后漢書》及其《注》進行了�？焙捅�?zhèn)危瑑?nèi)容涉及典章、官制、輿地、氏族、天文歷法等多個方面;在考證方法方面，他靈活運用版本互校、金石考證、以及避諱等方法，這些考據(jù)的方法極具科學性，對整個清代的考據(jù)學具有深遠的影響。
關(guān)鍵詞：錢大昕,《后漢書》,�？�
清代考據(jù)學者提倡漢學，想通過�？笨甲C使古籍恢復(fù)本來的面目，以還原被理學“玷污”的經(jīng)典。清代整理考據(jù)《后漢書》的學者眾多，而作為乾嘉考據(jù)學派代表人物的錢大昕對《后漢書》做了卓有成就的研究。錢大昕關(guān)于《后漢書》的整理研究主要體現(xiàn)在《廿二史考異》和《三史拾遺》兩部著作中，此外《十駕齋養(yǎng)新錄》、《養(yǎng)新余錄》、《潛研堂文集》、《竹汀先生日記鈔》、《恒言錄》、《地名考異》等涉及《后漢書》的研究，雖然篇幅短小，但價值極高。
一、錢大昕對《后漢書》的�？迸c辨?zhèn)?/p>
(一)�？蔽淖�，訓(xùn)釋名物
清代考據(jù)訓(xùn)詁之學者主張由文字、音韻以明經(jīng)達道。顧炎武提倡“讀經(jīng)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1]吳派惠棟則言：“經(jīng)之義存乎訓(xùn)，識字審音，乃知其義。”[2]與顧、惠“尊經(jīng)卑史”不同，錢大昕提倡經(jīng)史并重，從而擴大了考據(jù)學的范疇。錢大昕主張：“有文字而后有詁訓(xùn)，有詁訓(xùn)而后有義理”(《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在《后漢書》的研究過程中，錢大昕就重視對原文及注中文字的脫、訛，今古音之別，俗語、成語以及歇后語等做了考訂及訓(xùn)釋。
1. 訛字、脫字、衍文類
錢大昕考證出《后漢書》流傳過程中的訛字�！独m(xù)漢書・禮儀志上》：“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錢大昕考證，桃印在《宋書・禮志》作“桃卯”。劉昭注稱：“桃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所以錢大昕推斷：“則‘印’當為‘卯’之訛。”《后漢書・周燮傳》：“常肆勤以自給”。章注：“肆，陳也。”錢大昕考證：“肆”當為“肄”之訛。這些是形近而誤。還有音近而訛的，如《后漢書・章帝紀》：“六年五月辛酉，趙王盱薨。”按：《趙王良傳》：“子節(jié)王栩嗣，立四十年薨。”在《本紀》中元元年和永平六年都寫成“趙王盱”，惟永平五年書“趙王栩”，錢大昕斷定必有一誤。“‘栩’與‘盱’，音相近誤也”。
錢大昕列出《后漢書》中許多衍文。如《續(xù)漢書・五行志四》：“匈奴單于于除難�K叛”。錢大昕考證：“‘難’字衍。”再如《后漢書・東海王傳強傳》：“使大司空持節(jié)護喪事”。錢大昕考證，此處司空為馮魴。“大”字衍。
脫字是指古籍流傳過程中有字脫落的現(xiàn)象。如：《河間王開傳》：“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為平原王，奉懷王勝祀;子德為安平王，奉樂成王黨祀。”錢大昕考證：“《安帝紀》：是年與平原王同封者，乃濟北王壽之子樂成王萇也。其明年為建光元年，鄧太后崩，樂成王萇亦以罪廢。又明年為延光元年，始改樂成國為安平，封河間王開子得為王，得與德本一人也，此傳蓋有脫文”(《廿二史考異》卷十二《河間王開傳》)。錢大昕認為“得”與“德”是同一個人，構(gòu)成這種原因是脫文所造成的。
2.辨古音、音誤類
由于歷史的變遷和地域的差別，古今讀音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如古漢語中有平、上、去、入四聲聲調(diào)，而漸漸的入聲字轉(zhuǎn)入了平、上、去三聲，而后再無入聲字。懂得音韻之學，對于閱讀和研究古文獻帶來方便，清代出了一大批古音韻家，如顧炎武、戴震、錢大昕、王念孫、段玉裁等。錢大昕總結(jié)前人經(jīng)驗，把古音韻學用在研究《后漢書》之中，成就頗大。
《后漢書・列女傳》：“曹世叔妻。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錢大昕考證：“此‘家’字相傳讀如‘姑’”。錢大昕認為古書“家室”之“家”，亦讀為“姑”。他引《詩》“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以“家”協(xié)“孥”;又引證“《左氏傳》：‘侄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以‘家’協(xié)‘姑’、‘逋’，今人皆轉(zhuǎn)為古牙切，獨此‘大家’字尚存古意”(《廿二史考異》卷十二《河間王開傳》)。經(jīng)過考證，錢大昕指出了古代“家”讀“姑”音。
3.訓(xùn)釋名物
清代考據(jù)學盛行，他們熱衷于經(jīng)史文獻中的名物訓(xùn)釋，“考據(jù)學者運用這種方式(復(fù)古運動)強調(diào)學術(shù)的客觀性，進一步喚起了對儒學的懷疑，這種懷疑意識最初只無聲的隱伏于他們對古代名物的細密研究之中。”[3]錢大昕就是其中代表之一，并有很高造詣。
《后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去其螟蜮”。章注曰：“蜮，一名短狐。”錢大昕考證“蜮”當為“�c”，即“�”字。在《爾雅》中“螟”作“�c”，可見“蜮”當作一種昆蟲，章懷注以為“蜮”為短狐，錢大昕指出章懷注的錯誤。
又如：在《續(xù)漢志・郡國志一》中有：“垣有王屋山，兗水出”。錢大昕考證：“‘兗’即‘�W’字，古人從‘水’字，或橫寫如‘益’、‘頻’之類，‘�W’作‘兗’亦是以立水為衡水，隸省為六爾。兗州本以�W水得名，非兩字也”(《廿二史考異》卷十四《續(xù)漢志・郡國志一》)。錢大昕使人明白了異體字的變化及隸書體字的轉(zhuǎn)變，最后得出“兗州”本以“�W水(又名濟水)而得名”。
4.俗語、成語、歇后語類
錢大昕在糾正字、音、訓(xùn)釋名物之外，還對東漢時期的俗語、歇后語，以及第一次出現(xiàn)在《后漢書》中的成語做了總結(jié)和歸納，使我們對東漢時期民俗、語言有了一個更深的理解。
《恒言錄》卷五“俗議類”詞條“葷”下原注：“《說文》：‘臭菜也。’”即指出“葷”本義指有氣味的蔬菜，并進而列舉古書中的用例，“葷”指有辛辣氣味的姜、蔥、蒜之類，又特加注曰：“《續(xù)漢書・禮儀志》：‘仲夏之月，以朱索連葷菜’。今俗以五月系獨頭蒜佩之，即此意。”由此可知，古文謂葷菜為姜蒜之類，仍見于今日民俗，而今語葷菜為肉食，則與古時不同。 成語“開心見誠”最早出自《后漢書・馬援傳》：“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開門受徒”出自《后漢書・儒林傳論》：“開門受徒，編牒不下萬人。”
二、東漢史考證
錢大昕特別注重典制的研究，尤其是官制、輿地和氏族。他說：“予好讀乙部書，涉獵卅年，竊謂史家所當討論者有三端：曰輿地，曰官制，曰氏族”(《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又說：“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輿地，次辨氏族，否則涉筆便誤”(《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錢大昕對《后漢書》中的典制多有研究。
(一)官制
錢大昕對《后漢書》中官制的研究主要有兩種方式：其一是對《后漢書》注中官制記載和撰寫錯誤的糾正。
如《后漢書・獻帝紀》有建安“二十二年，丞相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他考證這條史料說：“按：《魏志・華歆傳》云：‘魏國初建，為御史大夫’，是歆為魏國之御史大夫，非漢廷之御史大夫也”(《廿二史考異・北史・外戚傳》)。又引劉昭注《百官志》：“建安十三年，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得補。”錢大昕考證道：“建安十九年，廢皇后伏氏，慮尚在職。至廿一年，封魏王操，則宗正劉艾行御史大夫事;廿五年禪位，則太常張音行御史大夫事;然則郗慮以后，漢廷無真授御史大夫，其說信矣。《魏志・太祖紀》書華歆為御史大夫，而不書郗慮為漢臣，歆為魏臣故也”(《廿二史考異》卷十《后漢書・獻帝紀》)。因此訂正說“歆之除授，不當書于《漢紀》，且使歆而得書，則鐘繇為相國，何以轉(zhuǎn)不書乎?蔚宗未達官制，因此有誤”(《廿二史考異》卷十《后漢書・獻帝紀》)。他舉兩個證據(jù)來說明華歆是魏國的御史大夫，不應(yīng)載于東漢《獻帝紀》中。
其二是對某一官制淵源流變的論述。
錢大昕指出，東漢時期三公稱謂已更改，《后漢書・耿國傳》中有：“建武二十七年，代馮勤為大司馬”。錢大昕考證：“《武帝紀》是年五月，‘改大司馬為太尉，驃騎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即日罷。以太仆趙熹為太尉，大司農(nóng)馮勤為司徒。’則是建武二十七年以后，不復(fù)置大司馬，而馮勤亦未嘗任大司馬，安得以耿國代之乎?此‘大司馬’當是‘大司農(nóng)’之訛”。錢大昕的梳理使我們了解到東漢時三公名稱的變化情況。
(二)輿地
清代學者特別注重歷史地理的研究，并取得很大成就。錢大昕對輿地之學同樣重視，“讀史而不諳輿地，譬猶瞽之無相也”(《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序》)。錢大昕主要是考證《后漢書》中關(guān)于州郡廢置、疆界分合、隸屬變遷等問題。
《潛研堂文集・問答九》中有人問：“光武建武六年詔，并省四百余縣�？驹疲�‘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與《紀》文正相應(yīng)”(《潛研堂文集》卷十二，《問答九》)。錢大昕曰：“以愚考之，亦未盡然。泰山之華，《續(xù)志》所無也，而光武《十王傳》稱，永平二年，以華縣益瑯�e，是明帝之世尚有華矣。廬江之樅陽，亦《續(xù)志》所無也，而謝承《后漢書》劉�P�B除樅陽長，見《太平御覽》。�P�B仕于鄧太后時，是安帝之世尚有樅陽矣。豈皆世祖所省乎?但史文闕略，后人難以盡知耳”(《潛研堂文集》卷十二《問答九》)。據(jù)錢大昕考之，《漢書・地理志》有的縣名，《續(xù)志》不載的，不全是光武帝所省并，錢大昕舉“泰山之華縣”、“廬江之樅陽”等就是這樣的例子，可以看出錢大昕不迷信古籍的疑古精神。
(三)氏族
“古人譜牒之學與國史相表里，《世本》一書，班《志》之入《春秋》家，后代藝文者，以譜牒入史類，猶此意也”(《吳興閔氏家乘序》，《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六)，可見其重要性。然而“州郡、職官，史志尚有專篇，唯氏族略而不講”(《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五《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序》)。關(guān)于氏族，史書都沒有系統(tǒng)的記載，有記載的也是要么“散而無紀”，要么“偏而不全”，這種現(xiàn)狀也是錢大昕重視氏族的客觀原因。在研究東漢史時，錢氏對記載的錯誤及一些易淆的地方作了總結(jié)梳理。
例如：《后漢書・光武帝紀》載：“高祖九世孫也”，經(jīng)錢大昕考證，自漢高祖到光武帝，實八世孫也。并指出“《皇后紀》伏后為大司徒湛八世孫”的記載也是錯誤，“自湛至后八世孫，實七世孫也”。他用《劉永傳》和《漢書》諸表與之比較說：“劉永稱梁孝王八世孫，自孝王至永父立，已八世矣，如依二紀之例，亦當云九世孫也”。他又“考班史諸表，自始封至子、孫、曾孫、元孫之子，即為六世”，這是“以封爵之世次言，故合始封記之，他傳則否”。他又與《孔光傳》進行比較，該傳稱孔光為“孔子十四世孫，自孔子至光實十五世”。他對以上二紀、二傳進行比較后得出結(jié)論：“當以《永傳》為是。”即應(yīng)該按照爵位來計算世系才算是正確的。
(四)天文歷法
我國古代的歷法在世界同一時期都處于領(lǐng)先，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國天文歷法上的成就和發(fā)展慢慢落后于西方。清代考據(jù)學者認為，西方的歷法天算都是由中國傳出去的，只要重新振興中國古代天算歷法，就能趕超西方，為此考據(jù)學者不僅復(fù)古，而且學習西方的數(shù)學、天文歷法等，雖然在這些儒家精英們的思想上還是自大和被動的，但從客觀上促進了西學的傳播，西方精妙的算法對他們也產(chǎn)生了很大震撼。錢大昕“尤精九章推步，于天文、律數(shù)諸志，布算無遺，盡得古人未傳之蘊。”[4]阮元高度肯定錢大昕：“天算之學，所得甚深，實能兼中西之長，通古今之奧。”[5]
錢大昕在談到“太歲”時，指出東漢以后不知“太陰”與“太歲”的區(qū)別。他說“東漢術(shù)家不求太陰，誤以太陰為太歲”(《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卷七《太歲》)。錢大昕說：“漢初人多以太歲紀歲，亦曰‘歲陰”。據(jù)《淮南子・天文訓(xùn)》云：“太陰元始，建于甲寅。”西漢又將“太初”改“元”。錢大昕又引劉子俊《三統(tǒng)術(shù)》云：“欲知太歲，以六十除積次，余不盈者，數(shù)從丙子起。”由此可見“丙子”應(yīng)為“元”，錢大昕從“自太極上元至太初元年”(《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六《太陰太歲辨》)。推算，同樣得出“丙子”為“元”，這與“武帝詔‘太歲在子’之文相應(yīng)”。然而“一術(shù)不當有兩元，故不別立求太陰法，乃后人但以太歲紀歲，不復(fù)知有太陰”。究其原因是因為“《漢書・天文志》承史公之文，而改‘歲陰’為‘太歲’，由是歲陰、太歲并為一事，而不知其有大不通者。……知其誤自《漢志》始。”因此太歲紀年“東漢已廢而不用”(《潛研堂文集》卷十二《問答九》)。 (五)考證史實
錢大昕在《后漢書》研究過程中除考證字、詞、名物、典章、天文歷法等之外，還注重對東漢史實的考證，秉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可信度極高。試舉幾例：
《鄭康成傳》有：“東萊王基”。錢大昕對“東萊王基”是鄭康成弟子的說法提出質(zhì)疑：“《魏志》基卒于元帝景元二年，不言年壽若干，而《基碑》云年七十二，溯其生年，當在初平元年庚午。康成以建安五年庚辰卒，其時基僅十一歲，不得在弟子之列，恐《范史》誤也。基治經(jīng)常申鄭而駁王肅，故蔚宗疑為康成弟子，要是私淑鄭學，非親受業(yè)者也”(《廿二史考異》卷十一，《鄭康成傳》)。錢大昕考證鄭氏卒時，王基僅十一歲，不應(yīng)當在弟子之列，這是從年齡上推論其不可能。認為王基“治經(jīng)常申鄭而駁王肅”，所以范曄疑王基是鄭康成弟子，這是沒有直接根據(jù)的，只是范曄的臆斷。
還有年份錯誤的，如《謝弼傳》：“建寧二年(一本作三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錢大昕按：《靈帝紀》：“建寧元年五月，詔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錢大昕斷定“二年”當是“元年”之誤。
三、錢大昕對《后漢書》版本的研究
《后漢書》的版本分為手抄本和版刻本。北宋前為抄本，今已不存，“經(jīng)考證，抄本原有范曄原書、劉昭注本、吳均注本、李賢注本四大系統(tǒng)，隋唐之際尚存范曄原書、劉昭注本、李賢注本三大系統(tǒng)的抄本”[6]。自北宋以后就有版刻本出現(xiàn)，“宋時所刻淳化、景佑、嘉佑、蜀大字本《后漢書》構(gòu)成元明清三代《后漢書》刻本的四大底本系統(tǒng)”[6]《后漢書》的版刻本分北宋、南宋、元、明、清幾個階段。
對于乾嘉考據(jù)學者來說，熟知版本學尤為重要，他們提倡的對校法就特別注重古本、舊本和善本的應(yīng)用，可以說考據(jù)學離不開版本學。錢大昕精通版本學，借書、藏書是其一生之愛好，洪亮吉對其稱道說：“得一書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謂考訂家，如錢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諸人是也”。[7]
(一)錢大昕對《后漢書》版本源流的考辨
考證古書之版本，其源流極其重要，但許多人往往強調(diào)版本的鑒定而忽視其源流。錢大昕考證范曄《后漢書》和司馬彪《志》合成的過程，并指出宋淳化本的錯誤�！稘撗刑梦募肪硪弧栋虾鬂h書》考辨說：
《后漢書》淳化刊本，止有蔚宗《紀》、《傳》百卷;其《志》三十卷，則乾興元年準判國子監(jiān)孫�]奏添入，但宣公誤以為劉昭所補，故云：“范作之于前，劉述之于后”，不知《志》出于司馬彪。彪，西晉人，在范前，不在范后。劉昭本為范《史》作注，又兼取司馬《志》注之，以補《范》之闕，題云“注補”者，注司馬《書》以補范《書》也。自章懷改注范《史》，而昭《注》遂失其傳，獨此《志》以非蔚宗書，故章懷不注，而司馬、劉二家之學流傳到今，宣公實有力焉。
第一個為范曄《后漢書》作注的是劉昭，并把司馬彪《續(xù)漢書志》補入并且也作了注。但由于他的注絕大部分已經(jīng)散失，只留下八篇《志》的注。到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初刻本和真宗景德二年(1005)校定本都沒有把《續(xù)志》三十卷并進去。錢大昕考證，北宋乾興元年(1022)國子監(jiān)孫�]奏請宋真宗將《續(xù)志》添入范《書》，這一意見被批準后才得以合刻，將《續(xù)志》附于范《書》之后，但孫�]誤以為《續(xù)志》為劉昭所作，到明監(jiān)本時索性直接把司馬彪的名字去掉，改劉昭“注補”為“注并補”，清武英殿本照明監(jiān)本翻刻，因此許多人誤認為八志為劉昭所補且加注了，錢大昕的這一考證使后人知曉《后漢書》版本之源流。
(二)對《后漢書》版本的鑒定
古籍版本鑒定中，以書的內(nèi)容鑒別書的版本是最基本的鑒別方法之一，“古籍是歷史的產(chǎn)物，其內(nèi)容無不打上歷史的烙印，要把古籍放到特定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環(huán)境中去考察”。[8]
葉德輝言：“凡書經(jīng)校過及新得異本，必系以題跋，方為不負此書�；蛘撈渲鲋敢�，或考其抄刻之源流，其派別蓋有數(shù)家焉。論著述之指要者，記敘撰人時代、仕履及其成書之年月，著書中之大略。”[9]在葉德輝之前的錢大昕也擅長為古籍撰寫題跋。錢大昕得到元大德本《后漢書》就為之作了題跋，并在題跋中對其版本做了考訂。《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后漢書》條云：
此本雖多元大德九年補刊之葉，而《志》弟一至弟三尚是舊刊，于“�I”、“敬”、“恒”、“征”字皆闕末筆，而“讓”、“勖”卻不回避，知實系嘉佑以前刊本。惜屢經(jīng)修改，古意漸失，然較之明刊本，則有霄壤之隔矣。
錢大昕認為此本雖大多數(shù)是元代大德九年的刊本，但斷定《志》的第一卷到第三卷是舊刊，因為“眺”是趙匡胤名，“敬”是趙匡胤祖父名，“恒”是宋真宗趙恒名，而“征”與仁宗名“禎”同音，應(yīng)當避諱。后英宗繼仁宗位，名“曙”，“勖”與“曙”古音同，其生父濮王名為“允讓”。錢大昕認為“眺”、“敬”、“恒”、“征”字皆闕末筆，而“讓”、“勖”卻不避諱，而“嘉佑”為宋仁宗的最后一個年號，因此確定此本的《志》一到三卷為“嘉佑以前刊本”，而此書又以淳化本為底板，因此可以斷定此書刻板在“淳化”到“嘉佑”之間。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版本的選擇上錢大昕對宋本的推崇，認為明本和宋本“霄壤之隔矣”。
從刻板的外觀、行數(shù)、字體的大小以及紙質(zhì)的優(yōu)劣來鑒定版本，則要比內(nèi)容鑒定法有難度，要求鑒定者必須見多識廣�！吨裢∠壬沼涒n》記錄錢大昕所見不全本《后漢書》，“晤周漪堂，見其所藏南宋大字版《兩漢書》，不全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與去歲所見《張騫傳》行款相同”、“又有《后漢書》，南宋板，亦不全。每葉十六行，行十六字……字畫工整，殊便于老眼也”等，都是利用版本外觀形式特征來辨別《后漢書》的版本。
四、錢大昕�？薄逗鬂h書》的方法
(一)版本互校
錢大昕精于版本之學，他考證史學時，勤于搜羅善本、珍本，與之校對，訂正史書錯誤�！逗鬂h書・陳王羨傳》云：“遺詔徙封為陳王，食淮南郡。”錢大昕說：“淮南當作淮陽。《和帝紀》改淮陽為陳國，遺詔徙西平王羨為陳王，是其證也。淮陽王�\以章和元年薨，未為立嗣，故以其地改封羨。參考紀傳，大驗明白�；蛞苫串敒槿暾�，非也。后見嘉靖閩本，果作‘淮陽’，私喜予言之不妄” (《廿二史考異》卷十一《陳王羨傳》)。我們可以看到錢大昕先憑借自己的知識進行推斷，但最后利用善本得到了驗證，得到驗證后的“私喜”，可以看到他樂在其中。 (二)利用避諱考校
避諱是中國古籍所特有之現(xiàn)象，陳垣先生曾說：“不講避諱學，不足以讀中國史也。”[10]統(tǒng)治者通過避諱來樹立君主的絕對權(quán)威，維持其等級制度和宗法制度，避諱留在文化上的陰影就是文字的混亂，給后人學習歷史造成極大障礙。錢大昕在《后漢書》的研究過程中對避諱尤為注重，用這把“訓(xùn)詁之鑰”打開了通往東漢歷史的大門。
1.避諱改郡縣名
在《后漢書》中，由于避諱而改縣名的，錢大昕舉出兩例：“光武叔父趙王名良，改壽良曰壽張。漢殤帝名隆，改隆慮縣曰林慮”(《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卷十一)。由于劉秀叔父名“劉良”，所以改“壽良”縣為“壽張”縣。漢殤帝名為“劉隆”，遂改“隆慮”縣為“林慮”縣。這在古代的避諱義例中屬“改字為諱”的一類。
2.避諱改姓
因避諱而改姓的有：“賀氏本姓慶氏，避漢安帝父名改賀氏。唐憲宗名淳，改淳于氏為于氏”(《十駕齋養(yǎng)新錄》)。在此錢大昕舉出了“賀氏”是避漢安帝父“劉慶”的名諱，改“慶”為“賀”，章懷太子作注為避本朝帝諱而改復(fù)姓“淳于”氏為“于”氏，使《后漢書》改變本原面貌。
3.避諱改人名
《廿二史考異》卷十《后漢書・獻帝紀》條云：“三年，殺光祿勛鄧泉�！段逍兄尽纷鬣嚋Y，此作泉者，章懷避諱改。”因唐高祖名淵，故章懷太子注《后漢書》避“淵”字，將“淵”字改“泉”字。
4.避諱改變詞語
章懷太子注范曄《后漢書》，為避唐太宗李世民諱，凡“民”字皆改為“人”字。又如《崔��傳》引景帝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有“或改或否”的，如《光武紀》：“民無所措手足”，《章帝紀》：“人無所措手足。”又如《逸民傳》，章懷本改為“逸人”，今雖已回改，而《法雄傳》中“逸人”字仍未改。錢大昕指出：“皆校書者之不學也。”
(三)金石考校法
乾隆十六年(1751)，錢大昕到翰林院任職，同其它漢學家一樣，經(jīng)常光顧琉璃廠書攤。他在此搜集到三百多種唐宋金石拓本，他在《廿二史考異》收錄了自己金石學研究心得。并把自己的金石學研究心得編為《潛研堂金石跋尾》四編，全書著錄金石碑刻兩千余條。
錢大昕把歷算知識和金石學知識結(jié)合起來考證史實，如《合陽令曹全碑》末有“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字樣，與《后漢書・靈帝紀》記載不合。顧炎武和紀昀等認為此碑為后人偽造，非漢碑;而錢大昕利用東漢時使用的《四分歷》進行推算，推出《曹全碑》正確，而《靈帝紀》是錯誤的。為進一步驗證自己的推算，錢大昕還把中平二年、三年每個月的朔日都排列出來，一一驗證，正確無誤，可見乃《靈帝本紀》之誤，非碑之偽，錢大昕這一考證成果被寫進了《四庫全書總目》。
還有利用《后漢書》來證金石文獻的。如在《竹汀先生日記鈔》中就有關(guān)于錢大昕所見金石的記錄，如好友黃椒升“以晉率善��佰長印所示，不知‘��’字何義。予據(jù)《后漢書・板�J蠻傳》，定為蠻部落之號。”錢大昕據(jù)《后漢書》證得“��”為“蠻部落之號”。
錢大昕雖沒有《后漢書》的專著，但其著述中有關(guān)《后漢書》的成果卻極其豐富，而且學術(shù)價值極高，錢大昕對《后漢書》的整理研究涉及名物、訓(xùn)詁、典章、官制、輿地、氏族、天文歷法、史實等諸多方面，被后人認可和采納者甚多。錢大昕在研究《后漢書》的過程中不僅僅局限于東漢一朝，對于他這樣博古通今的學者，能宏觀把握，并用辯證的思維來看待《后漢書》中出現(xiàn)的一些問題，在遇到具體的考據(jù)時，他能打通朝代的隔閡去比較和分析，這種熟練地使用多種學術(shù)方法是超過一般學者的，再加上他“無證不引”、“無證不信”的科學考證方法，使得他在《后漢書》研究領(lǐng)域貢獻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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